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对推动全党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胜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科学评价，是《决议》的重要内容之一。《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历史意义和历史地位所作的深刻阐明与精辟论证，是科学评价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南。
对毛泽东思想历史意义和历史地位的科学评价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崇高的、不可动摇的地位。这种历史地位是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以无可置疑的基本事实为依据的，是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所共同确认的。
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前党的历史，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对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作出了评价，特别是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分清了是非，纠正了“左”右两方面的错误观点，统一了全党思想，对推动党团结一致向前看、更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结合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实际，精辟地阐明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党的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和积累的基本经验；同时，承接和延续了前两次历史决议的有关基本思想，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顾过去，从党的百年奋斗宽广视角进一步系统阐明毛泽东同志对党的事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决议》指出：“在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包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尊重价值规律，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决议》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决议》中的这些内容深刻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地位，为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基本经验
《决议》从“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两个方面，阐明了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基本经验。
第一，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两项根本性的任务是互相关联着的。必须首先进行革命，争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才能为集中力量进行建设，逐步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创造条件，开辟道路。
中国革命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取得胜利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毛泽东同志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特点和发展规律，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提出了一个具有独创性的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他还系统总结了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阐明了党必须遵循的一系列战略策略思想。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荣诞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第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基础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包括国体、政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其中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具有根本的决定性的意义。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使得广大人民摆脱了几千年来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为确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证。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此人民民主政权获得了牢固的经济基础。这是人民政权得以长期坚持、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征程。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苦探索，“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这些内容主要有：
阐明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大理论原则。（一）及时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二）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我国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基本原则。（三）提出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大战略思想。一是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和发展战略。二是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三是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四是提出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说。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尽可能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五是提出在政治生活中判断是非的标准。毛泽东同志在论述两类矛盾的学说时，提出了在政治生活中判断人们的言论和行动是非的六条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两条。坚持这六条标准，是我国的建设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政治保证。我们今天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对这六条标准的继承和发展。
制定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指导方针。一是在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同志提出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个命题，指出要以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工作，并且把“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主张实行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大中小企业、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等一系列的“同时并举”即“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阐明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进行探索，提出了若干重要思想。如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主张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主张试办托拉斯；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等等。二是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主张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坚持人民民主，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中国“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主张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让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强调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最根本的权利；提出社会主义法制要保护广大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社会生产力；要求处理好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提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设想，如党代表实行常任制等。三是在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提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提出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向科学进军，不能走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的老路，而应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提出建立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历史任务等。四是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方面。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高度警惕党在执政以后可能产生的种种消极现象，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和措施坚决加以防止和纠正。他最早觉察到帝国主义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号召共产党人提高警惕，同这种危险作斗争，这些思想富于政治远见，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五是在军队和国防建设、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等方面。努力捍卫民族独立、国家安全和为国内和平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的进步事业，这始终是毛泽东同志为新中国制定的国际战略和对外工作方针所要达成的根本目标。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和反对苏联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他在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国家安全，顶住了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等等。
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中国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积累起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一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二是经济从总体上得到相当快的发展。在毛泽东同志生前，中国已经能够自行设计和批量生产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等；同时通过兴修水利、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培育推广良种、提倡科学种田，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三是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得到逐步提高。在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持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教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大批地成长起来。医疗事业也得到蓬勃发展，全国人口的死亡率较大下降，人均预期寿命显著提高。四是取得一批重要的科技成果。中国在科技方面的整体实力得到增强，特别在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尖端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的成就。对此，邓小平同志强调：“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正如《决议》所指出的，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经验和现实生活都表明：只有正确地总结过去，才能胜利地开辟未来。如果不能准确把握党和国家历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那就会从根本上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损害党的事业，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就会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使党和国家在政治上迷失前进的方向。
如何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很大的政治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了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划清党史问题上的原则是非的界限，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必须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及其关系。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这是党和人民在当今世界安身立命、风雨前行的资格。”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科学地学习研究宣传党史，包括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意义和地位，确立了基本准则，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不仅赢得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敬仰，而且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敬佩。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中华民族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风范，将永远鼓舞我们继续前进。”这些话，表达了全党同志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共同感受，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决议》有关精神的理解，是我们在评价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意义和历史地位时需要认真领会的。（作者为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来源：《红旗文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