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原诸城二中老校舍(今相州初中院内)宋兆梅
一
打开相州这本厚书，一股书香之气徐徐而来。不蒙昧、识时务，让人觉得这不是个小镇，而是一个先哲云集的大世界。读书，让相州与外面的世界连接起来，新思想在这片土地上扎根发芽。
相州王氏私立三等学堂是个传奇，走出的人中翘楚，比得过一所名牌大学。
日本鬼子占领相州时，又是挖战壕，又是建炮楼，又是让学生学说日语。学校成了日本鬼子屠杀中国人的地方。相州人的书是白读的吗？明着暗着和日本人对着干，驱除鞑虏，赶走外辱。直到相州解放，面目皆非的学校才回到人民手中。
恢复教育，是在1948年。相州六村人康益方临危受命，在一无桌凳二无钱财的条件下，四处奔走，多方筹措，镇上的人终于听到了朗朗读书声。新中国成立后，相州王氏私立三等学堂发展为全县规模最大的完全小学：7个高级班，5个初级班，300多名学生，20多名教职员工。
1955年8月，康益方要去省里学习一段时间，走之前他对代校长王仲欣说：“教育局要在咱们相州区建一所初级中学，要我察看地址设在哪里合适，麻烦你和李善久老师陪我到各处看看。”
秋天的农村，像是被打翻了的颜料盘，红的是秫秫，绿的是地瓜，黄的是低垂的谷穗……粮食的香气飘散在风里。他们先看了王富庄和高直村的南坡，又看了西南楼村的北坡。天上晃着一个毒日头，他们心里装着一个月亮般的梦想，三个人觉得在干一件大事。
他们心里装着事，晌午饭也没吃好。下午又到莲池村西坡看了看，康益方琢磨再三，谈了自己的看法：“西南楼北坡，东靠相州，西靠台潍公路(后改为潍徐公路)，购物交通两都方便，建校最合适。”英雄所见略同，王仲欣和李善久频频点头。
擅长作画的李善久连夜绘图，天明后呈报给教育局。教育局采纳了康校长的建议，立即着手诸城第二中学的建校方案。
当时是建校招生一把抓。五十年代，没有什么机械化，全是肩挑手推，那些在太阳底下挥洒汗水的建校者，那些日夜督建的教工，功劳苦劳都有。康益方的“点地成校”是最不能忘记的。
到第二年春天，诸城县由胶州专署改属昌潍专署管辖，相州最高学府———诸城二中初具规模。竹片扎成的障子当南墙，其他都是土打墙。靠近南墙是花园，墙外是一条土路，返青的小麦和花园的鲜花隔着障子遥相呼应。中间一溜儿四个教室，两个教室中间隔着一条甬道，一排毛白杨挡在教室和花园中间。南墙开了小门，向东通到粮管所的后墙，向西可以到公路。教室后边是教师宿舍，宿舍前也种着毛白杨。西边是办公室和伙房，房前也是毛白杨。
从这时起，毛白杨就不单单是棵树了，它们充当起奇异的地标。金秋八月，来自四面八方的青年教师，背着简单的行李来二中安家落户。他们眼睛明亮，尽管来自大城市，却一点儿不小看这乡土僻壤。他们是下了决心要做耗心费力的园丁，做吐丝的蚕。二中这个建在田野里的校园，因为这些老师的到来，生命力无限延伸。
第一级学生踏进校门是什么感觉呢？除了激动，还有忐忑吧。尽管只有四个班，校园却因此丰盈起来。少年的声音，是一年年浑厚起来的，在获得书本上的知识时，由家长和老师教给他们做人的道理。
这一级的老师，他们的姓名需要记录下来，是他们做了排头兵，二中才有了名堂。
校长卢仕瑛，老八路出身，肝胆铁血，一丝不苟。副校长王者塘，学识渊博。一班班主任陈先录，教一、二班语文。二班班主任张介陵，教四个班的植物。三班班主任刘国荣，教三、四班语文。四班班主任赵湍，教四个班的历史，兼四个班的体育。秦立仁教一、二班数学。朱中洪教四个班的动物。吕明生教四个班的音乐。侯文郁教三、四班数学。
那些来到二中的老师，最希望的就是学生学有所成。当时诸城三大高考支柱就是一中、二中、繁华。每年秋天开学，教育局长陈光煜及后来的徐宝俊都来二中给老师、学生开会加油。
从14级升入高中81级的李砚泉，考上清华大学，一时成为四乡八疃的美谈。记得在一次元旦晚会上，有学兄说了个“三句半”：
二中出个李砚泉，
头脑聪明不一般，
考上清华大学院，
馋煞俺！
二
1984年，我从相州中心联中考入二中，当时高中划片招生，相州、凉台、石桥子、解留归属二中。二中也像它的名字，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相州中心联中的学生几乎全部升入二中。
进到二中，冷眼一看还没有我们联中好。学校四周都是庄稼，马路对过生长着大片玉米。学校大门砖体结构，还是那种青砖。西墙垛挂着“诸城二中”的木头牌子。北墙外是学校的试验田，一行行大豆直立着。
进了大门，一条大路往南延伸，直通到最南边的花园。路东是一小块操场，安放着高低杠。小操场东是一趟趟家属院，每个家属院成单独的院子。家属院前边是女教师宿舍、男生宿舍，还有三趟教室。小操场前边是传达室和医务室，前边又是两趟教室。
花园还是原来的位置。花园最西头，坐西朝东三间小房子，住着靳清源老师一家。逼仄的院子里，生长着好几种花木。最惹眼的是那丛绿竹，细细密密的，四季常青；一节一节，风吹不折。靳老师常戏称自己的蜗居为“潇湘馆”。靳老师的夫人是县长的女儿，她喜欢英俊潇洒的靳老师，不怕过苦日子。大门路西的三间小屋，显得很突兀。屋前一棵枣树，看着有年岁了。枣子已经黄中带白，密密麻麻的。小屋连着大操场。放暑假的原因吧，操场上，野草肆无忌惮地生长。
以操场为界，向南岔出一条小路。小路东是伙房，房前因地制宜做了篮球场，每天都有教师和学生在这里拉开战幕：发球、运球、传球、断球、拼抢……个个生龙活虎。随着一个虎跳，篮球在空中划出一条漂亮的弧线，不偏不倚落入球篮。
到了饭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学生，妄想插队，被值班老师和学生瞪上一眼，红着脸缩到后边。有学生嫌打饭的师傅慢，一边喊着“快饿死了”，一边把饭缸拍得嘀哩咣啷。
伙房西边一个水池，安装着两个水龙头，放学后打水洗衣裳都要排队。女生若是把脸盆遗落在这里，眨眼的工夫就找不到了，多数被男生顺手牵羊，因为他们的脸盆就是这样丢的。我的脸盆高二上半学期丢的，下学期在17级宿舍前发现了，好好的一个脸盆，碰去一块釉子。
伙房西邻，是两排学生宿舍。当时有个顺口溜：一中的跳蚤，二中的蚊子……真是恰如其分。母亲没有给我带蚊帐，一晚上，我用床单把自己包了个严严实实，尽管只露着两只眼睛，却浑身痒痒，特别是那哼哼声，忍受不了。第一个晚上，严防死守的，不只我一个，多数人没有蚊帐。第二个晚上，我只有爬到上铺和王宝花挤进一床蚊帐，单人床，天气炎热，没有降温工具，何等难受呀。到了冬天，我俩经常同居，互相取暖。能不冷吗？都是带一床薄被，铺一床草褥子。那种草褥子值得怀念，用几根尼龙袋子缝成一个筒，装上晒透的麦穰，陪了我们三年呀。有一段时间闹老鼠，每个同学的枕头都咬了好几个窟窿。听一位女教师说，她们1981年刚来二中，晚上老鼠咬她们的床腿磨牙，吓得她们高声大叫，整晚上和老鼠斗。
学校盖了新宿舍后，这里变成单身男教师的宿舍，锯木厂和面粉厂的几个男职工也住在这里。
那时，鼓励学校创收。学校西边是校办工厂，锯木厂、面粉厂，在南头厕所的北边，还养着猪。1985年，学校扩建，北墙扩到马路边，重修大门，变成水泥垛，大门是两扇铝合金的。西边开出一个小门，是让学生吃饭投粮换票的，初中同学的父亲庞老师管理这块。多数同学是投一半粮，捎一半干粮。母亲都是给我擀上白面细饼，炒面子，就着咸菜，用面子泡着吃。
有很多事情，可以成为一景。比如分饭：值日生用大木箱子去伙房排队抬来馒头，按照订的顺序念名。男生把值日生围个水泄不透，没等念到名字，就抢一个塞进嘴里，馒头是黏连在一起的，抢得过急，把别人的撕了一块去。抢水更是奇葩，一窝蜂挤上去，有的还从同学头顶上伸过缸子，多亏前面的同学敏捷，要不烫着咋办？有风度的男生帮着女生抢水，女生回一个感激的笑容。我的水缸小，晚饭后总是问别人要水喝。分到文科班后和王敬华同学，她的水缸有我的两倍大，问她要的多。
高一班主任王增法老师分饭时站在一边监督，男生不得不收敛一些。王老师是我们的政治老师，总是把学生当朋友，和你说道理，大家都喜欢。30年同学聚会时，把王老师从青岛请来。老师也老了，慈祥依旧。
很多老师和王老师一样，被岁月打磨成了一本书。
在二中那排老教室里，王增法老师颤抖着手拿起粉笔，思绪仿佛穿越到了30年前。两趟老杨树是原教育局长李庆平授意留下来的，不仅是二中的印记，更是无法复制的二中精神。那一片片茂盛的树叶，才是生命最成熟的颜色。
三
师德即尊，学风自善。一个好学校，足以培养一个人胸襟。那些老师，一个个从我脑子里走出来，有的我叫不出名字了，但他们都在我的心里敬着。高一时，我是历史课代表。历史老师王京军刚师范毕业，一同分到二中的还有他四个同学，其中一个是我们的地理老师，一个是我们的英语老师。王京军老师讲课时喜欢摆头，因为他的刘海长出一绺，容易遮挡眼睛。我们读高二时他调去了枳沟，按他的意思我学了文科，当时我想学理科的。
选科这件事可以和命运挂钩，就当是宿命吧。
无论小学、初中，还是高中，遇到的老师都对我很好。老师在我的心里，一直是山的高度。来城里居住后，去龙城中学看望过王京军老师，他比原来胖了一倍。几年前，老师去了另一个世界，在另一个时空里，我相信他同样喜欢读书的声音。
刚来二中，侯文郁干校长，文质彬彬的，又是第一批来二中的教师，早把二中当做家了。吕明生和徐德新是副校长，吕校长也是第一批二中人，徐校长是1957年9月来的二中，仅晚来一年，他俩一个瘦弱，一个偏胖，一看就是标准的知识分子。靳清源是教务主任，看到他就想起他的“潇湘馆”。还有精神矍铄的张介陵老师、鼻子时常发出“吭吭”声的刘国荣老师、常年穿一身中山装的解老师，严老师、叶老师、李老师……
刘国荣老师被二中学生口口相赞，每次上课他都要借着门上的玻璃整理自己的中山装，正衣冠以正思想。老师的伟大之处，就是做学生的榜样。
吕校长的夫人刘素娥老师教高二、高三的历史。端庄秀丽的老师，一头短发，就像一个妈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把生活的知识也教给了我们。她还是我们的宿舍辅导员，晚上熄灯前后，刘老师都会把我们遗留在外边的鞋、袜子拿到屋里，要我们关好门，注意安全。
刘老师的担心不是没有原因，宿舍门上就一道插销，屋里还排放着所有人的自行车，就是这样，宿舍还进来过好几次人，好在有惊无险。其实，晚上老师和学生都排班站岗，老师两人一夜，学生两小时一岗。女生最怕晚上起夜，要起的话，就得喊醒身边的同学做伴。
后来，宿舍还出现过失盗事件。刘老师每个晚上都来一遍遍地述说如何做人，考不上大学不重要，把自己搞丢了就得不偿失了……
徐校长的夫人刘正莉老师在高二教我们几何。刘老师在冬天时常围一根灰色的围巾，对折后，两端伸出来。每次上课，她都先把围巾摘下来，放在讲桌上，然后小心地拾起地上的馒头渣，要我们别浪费粮食。那是句终生受益的话。老师已近耄耋之年，祝福她老人家健康长寿。
代数老师刘丽萍，圆圆的脸上，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她讲课的时候，所有同学的眼睛都亮着，一是听课，二是看老师。她教过的男学生，长大成人后选择对象，很多是以她为标准的，一点不夸张。
英语老师仇立兰，宛如月下美人，和高二的班主任张朝辉老师喜结连理。又是一段佳话。
身材娉婷的化学老师王剑云、明眸皓齿的物理老师王月云，这四个女教师成了二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是名副其实的四大美女，还是二中男教师、男学生心中的女神。
柳金栋老师在高三给我们代过课，他后来成了职业学院的校长，文笔很是了得。李庆平老师能把一篇枯燥的课文讲得活色生香，张朝辉老师每周五晚上的“口头作文”训练，到现在我都提倡，这三个人都是我写作上的启蒙老师。
高三的班主任张洪纪老师，每到班会，就把我和韩宗夫搬出来，以“小花小草”(办诗社)的“罪名”批评我们，我却心怀感激。有一次，我和一个考上大学的男同学一起去大学城看望张老师，路上我说，如果老师第一眼认出你来，是因为你学习好；认出我来，是因为批评我的次数多。果不其然，老师同时叫出了我俩的名字。不光如此，坐下后，老师单个问其他同学的情况，几乎无一遗漏。张老师说，那是他部队转业后教的第一级学生，最有感情。
有些记忆，变成风中的一穗麦子，说不定哪天就会长出果实来。那时，学校规定熄灯后不能点灯。有一天晚上，复读班的丁佩兰掉了东西，我点着蜡烛帮她寻找。这下完蛋了，第二天就被管纪律的池守约主任顺着床号捉个正着，好一顿批。池主任做事一板一眼，我看到他就害怕。
这个期间，郭金芳和鲁洪钧都当过校长。郭校长的数学课，妙趣横生。30年同学聚会时见到老校长，他还是声音洪亮，一脸精气神。
那些苦读的同学，在晚上借着操场上路灯的灯光学习，有时，下半夜还会听到操场上有跑步声，那是有同学睡不着觉，我的同学中就出现过两个神经衰弱退学的。
有的同学睡不够，就不想去跑早操。班主任要去男、女生宿舍找人，去男生宿舍还好，抓着就得快去，跑完还得挨批，睡上铺的同学一声不敢吭，硬是没被老师发现。去女生宿舍就得找女生领着，我就被张朝辉老师抓过差。当时我班有一女生就爱睡懒觉，她蒙在被子里，因个头娇小，不显山不露水的。老师让我过去看看，我说没有人。
高中三年，就是一长篇大论。
脾气再好的老师上课也不要拖堂，有几个学生的手早就不安分了，发怒的眼神和饭盆的响声，由不得你不打住。老师说下课的声音还留在嘴角，那几个人就飞了出去。元旦晚会上表演的哑剧《抢饭》，活灵活现，令人啼笑皆非。
去伙房打饭都是小圈子的事，像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孩子，哪有闲钱买着吃？顶多用饭票换从南门进来的油条和水煮的白菜。那白菜不知道怎么做的，漂着几个油花，吃到嘴里，一点滋味没有，不贵，一毛钱一勺。
四
有多少故事是从二中的小南门发生的？小南门到点关闭，西南楼的同学就悄悄地翻墙而过，早恋的同学偷偷地去小南门外约会……25年同学聚会时，我写了一首诗，题目是《二中的小南门》。小南门就火了，谈论了一年，把有些同学的心都谈活了。
课外活动时，小南门外的土路上都是走动的学生，那些爱学习的，都坐在溢洪道上，在背诵。手里有零钱的，喜欢去公路边的商店和饭店买好吃的，服务员的脸拉得有一尺长。
脸色不好的，还有镇上邮局的工作人员。去邮信，说，我邮封信，买张邮票。说到三遍，那个大胖脸的青年，才把浆糊瓶子砰地推过来，甩过来一张八分的邮票……
扩建后的学校，在大门东建了商店，吃的用的都卖。开业那天，徐德新校长建议大家去买东西，他一次买了一百多元的，那可是个大数字。
学校商店里的人态度好。记得有一种化妆品，叫“灵芝霜”，三毛钱一袋，我冬天就用那个抹脸。
还有很多事可以写下来。写下来不写下来，都是二中的记忆了。
老师们，一辈子被学生记着、念着、敬重着，就是成就呀。
但凡改变，自有它的道理。2013年，二中撤销。历时52年的诸城二中，繁华落幕，淡出教育的视线。
作为我们的母校，每一个二中的学子，却会把它小心地安置到心中最重要的角落，任其静静地生长。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诸城市作协常务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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