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裕旸
田裕旸(1899-1928)，又名田寅东，1899年出生于诸城市昌城镇(时称诸城县七区共和乡)大花林村一个佃农家庭。1910年因父亲教书而得以免费到巴山私立小学上学，1917年高小毕业，1918年考入青州山东省立第四师范。1922年，他从省立四师毕业后考入武汉高等师范大学(后改为武昌大学)学习。
田裕旸在武汉高等师范大学求学期间，受武汉革命形势影响，接受了马列主义，开始走向革命的道路。他积极参加学生革命运动，并被推选为武汉市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武汉市委委员。1926年，北伐革命军到达武昌时，他被推选为武汉三镇几十万学生的代表，前往迎接。在欢迎会上，他慷慨激昂的讲话，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同年12月，在武汉读书的山东学生集会，他作了“中国青年之使命”的报告，给大家以极大的鼓舞和启发。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此后，遵照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组织农民武装暴动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安排田裕旸到北方农村开展农民运动。他迅速离开武汉，经青岛到达济南后，被中共山东省委分配到中共青州地方执行委员会任宣传部长。当时青州地委负责领导寿光、益都、临淄、广饶、临朐、昌乐等六县的党组织。交通点分设在寿光县的张家庄、崔家庄、丁家岔河，广饶县的延家集、大王桥、吕家王舍，临淄城里、南王庄以及临朐的吴家辛兴等地。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同志以前在青州十中和省立四师的教师、学生中发展了党组织，建立了青年团。因此，青州有坚实的革命基础。田裕旸到青州后，受到地委书记宋伯行等同志的亲切接待。他了解了青州的情况后非常高兴，庆幸自己又回到了火热的革命斗争中。他迅速进入“角色”，与地委一班人策划组织农民暴动。可是不久，因青州地委组织部长杜华梓叛变，青州地委遭到严重破坏，书记宋伯行被害，地委其他领导成员被迫分散隐蔽。
青州地委被破坏后，田裕旸于1928年春节前回到故乡诸城大花林村暂时隐蔽起来。到诸城后，他很快与1927年被省委派回诸城组织领导农民运动的中共诸城第一个地方组织———楼子党支部书记孙仲衢(也是他的同学、好友)取得联系。1928年3月，经孙仲衢介绍，田裕旸到赵家庄子担任了小学教师，以此为掩护，继续开展党的工作。期间，他与当时在相州老家隐居的共产党员王翔千也经常来往。
1928年8月，中共诸城特支成立，田裕旸积极参加了特支和贫民会的领导工作，并担任诸、高、安三县边沿地区一带中国少年先锋队的总队长。其间，他和孙仲衢等同志在省委特派人员和高密县委的具体指导下，积极发动贫苦农民参加“贫民会”组织，投入农民革命运动，并利用贴标语、撒传单和集会游行等形式广泛进行革命宣传，壮大革命声势。在此基础上，发动和领导了诸、高、安一带地区的农民秋收暴动(亦称淮河暴动)，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
田裕旸参加领导的诸城党组织和贫民会的斗争，使地主阶级惊恐万状，他们纷纷跑到城里，找县长边渡春告状，求其派兵镇压。在边渡春的支持下，地方的反动地主猖狂起来了。他们将2名贫民会员和1名共产党员枪杀后又铡下头来，挂在城门上示众。为避开这场腥风血雨的袭击，田裕旸辞去赵家庄子教师职务，回到家乡大花林村。回家以后，他父亲怕他再外出“闯祸”，要他马上结婚，并在家乡教书安度时光。这时，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发出立即逮捕田裕旸的密令，县长边渡春接到密令后，经过密谋筹划，派大土豪路景韶率匪丁30多人，于1928年11月16日趁田裕旸迎娶新妇之际，在半道上设伏堵截。当田裕旸和迎亲的花轿途经管家庄时，如狼似虎的匪丁蜂拥而上，把田裕旸五花大绑地带到县城。
在敌人的刑庭上，田裕旸坚贞不屈，怒斥群敌。敌人要他写投降书，他奋笔写了“万言书”，阐明中国共产党救国救民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滔天罪行。敌人看到硬的一套不行，又采用软化的办法，使用各种欺骗手段，妄图得到党组织秘密活动的情况，但田裕旸始终表现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革命气节，绝对地保守了党的秘密。他三弟田裕熙去监狱送饭时，看到他的惨状禁不住痛哭流涕，他坚定地对三弟说：“不用难过，我做而不悔，悔而不做，我是不怕死的，敌人抓虎容易放虎难，甭愁，十年以后一切都会好的！”国民党反动派对田裕旸软硬兼施，伎俩用尽，但始终一无所获，便准备杀害田裕旸。我地下党积极组织营救，并做好了劫刑场的准备工作。但阴险毒辣的国民党反动派对田裕旸没敢进行公开审判，也没敢在诸城西南门外的刑场上公开杀害，而是于1928年11月20日拂晓，在诸城东大门外将其秘密枪杀，时年29岁。就义前，田裕旸大义凛然，视死如归，高呼“共产党万岁”等革命口号，表现出共产党员的革命英雄气概。
(诸城市委党史研究中心刘培泉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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