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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疃党支部的诞生和地下交通站的建立

2021-05-12 10:44:01 来源:
李华忠

孙铁民,诸城市相州镇料疃村人,家里靠织布维生,铁民兄弟五人,他行四。 
  
踏上革命征途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掀起了抗日救国的怒潮。这时的孙铁民,正在急切地寻求报国之路。1938年正月初二,正是人们欢庆春节,走亲访友的日子。孙铁民找到了本村在外地搞地下工作的孙朴风,讲述了自己愿意到抗日前线去,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孙朴风看到他态度明朗,意志坚强,且满腔热忱,表示全力支持。经孙朴风介绍,孙铁民加入了诸城抗日救亡团,编入蔡晋康的部队。蔡晋康部队是一支地方武装,名为高密抗日游击大队,人员成分比较复杂,有胸怀抗日理想的进步青年,有倚仗蔡晋康的势力加入蔡部的国民党杂牌队伍人员,有从北平、青岛等地流亡过来的学生,还有进来混饭吃的蔡晋康的心腹亲信。蔡晋康虽然带过兵,打过仗,但要治理人员成分复杂、派系林立的队伍,心有余而力不足。原中共东北军五十一军工委书记武志钢、在东北军一0五师做统战工作的共产党员邹鲁风、公开身份是山东大学学生的中共青岛特支书记李欣组成了中共蔡部工作委员会,带领山东大学的几位“民先”队员去蔡部开展工作。 
  1938年1月10日,日本海军在青岛崂山山东头登陆,侵入青岛。日本陆军第五师团也于1月9日占领潍县。在高密即将被占领前,蔡晋康率领部队200余人开往诸城县山区驻防。以赵志刚为首的诸城县委发展的党员和“民先”队员三十多人和以陈振麓为首的青岛市委发动的崂山游击队六十多人也先后分批来到蔡部,组成了实际由共产党领导的高密游击队第四中队,名义上属蔡晋康部,实际是中共领导的独立自主的抗日队伍。 
  1938年2月,日本侵略军侵占了诸城县城,游击队被迫转移到诸城县南部的五莲山区,到达山区后,工委决定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他们召集群众进行演讲,教唱抗日歌曲,进行阶级教育,很快团结了一批农民群众。这些革命活动遭到了蔡部反动势力的敌视和非难。工委带领全体政工干部和整个第四中队,共一百多人,其中党员十余人,准备从诸城转移到徐州,重新开展工作,孙铁民跟随大队南下。到达徐州,经领导找到关系,孙铁民被编入当时驻防在江苏新浦的东北军五十七军一一二师万毅所在的六六七团。孙铁民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军事训练,在斗争实践中得到锻炼,思想日趋成熟。同年6月,经组织审查,由队长陈震麓介绍,孙铁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因瘟疫流行,孙铁民染病不能行军,组织决定让他回当地搞地下工作。就这样,孙铁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战斗生活过的部队和朝夕相处的战友,回到了家乡———料疃村。 
 
建立料疃党支部

  孙铁民一个刚刚入党几个月的新党员,离开部队孤身一人,又是在白色恐怖下,困难、忧愁、徘徊困惑着他,更谈不上开展工作了。1938年10月的一天,忽然有人秘密捎来口信,叫他到相州“吉星堂”(王翔千家的堂号)去趟。这叫孙铁民振作起来,这一定有大事相商。因为最近以来,关于“吉星堂”的传闻很多。说王翔千多年未回家门的女儿王辩(黄秀珍,留苏学生,1924年入党)最近回来了,并带着她的爱人赵志刚以及他们的儿子“小点”。还有另外一家人,他们是赵志刚的朋友董昆一、董的爱人王文石和他们的四个子女。他们对外只说是东北沦陷了,是来避难的。孙铁民虽然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对时局形势也不太了解,但他想王辩一行回家恐怕不只是避难,一定大有文章。 
  孙铁民接到口信后,怀着急切的心情,一路小跑到了相州王辩家,王辩热情地接待了他。在场的人不多,屋里坐着一个二十来岁学生模样的年轻人。王辩向孙铁民介绍说:“这是诸胶高工委委员、代理书记曹涌涛同志,今后你的工作直接由他领导。”孙铁民一听,猛地抱住曹涌涛,像个走失多日的孩子见到母亲哽咽起来。心里又惊又喜,喜的是终于和上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惊的是他们怎么这么快就知道自己是地下党员了。 
  曹涌涛向孙铁民介绍了外地抗战情况和时局形势,又布署了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建立支部,发展力量,以便建立起通往五地委的联络站。孙铁民向曹涌涛汇报了料疃村的基本情况和自己带病回乡的情况。料疃全村共有80户,70多户贫苦农民,不到300口人,30多人逃荒在外,扛活扎觅汉的40多人,要饭的8户,光棍汉26人,为挣口饭吃当伪军的15人。全村经常遭到土匪、汉奸和鬼子兵绑架敲诈、烧杀抢掠,孙铁民本人就被绑架过三次,家里的房子也曾被烧……曹涌涛听了汇报,当即指示,回去后迅速发展党员成立支部。孙铁民像久旱的禾苗遇到透犁雨,立刻兴奋起来。怀着激动的心情,当晚回家就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人酝酿谈话,不久便发展了孙竹林,孙尚文入党并成立了料疃党支部,孙铁民任支部书记。就这样,在王辩和曹涌涛的关怀支持下;在白色恐怖笼罩着诸城大地的形势下,料疃党支部应运而生。11月,县委派宣传干事赵利民、组织干事曹涌涛到二、七区及相邻的高密八区一带开展工作,酝酿建立诸北中心区委。他们与相州支部、料疃支部取得联系后,相互配合,积极开展工作,于1939年1月建立诸城中心区委。赵利民任中心区委书记,曹涌涛任宣传委员,孙铁民任组织委员,后增加军事委员李道源,妇女委员王新宇。中心区委建立后,先后发展党员50余人,建立党支部11个。1939年3月成立中共诸胶高工委,诸城中心区委归属中共诸胶高工委领导。 
 
发挥堡垒作用 奋勇对敌斗争

  料疃党支部的建立,使孙铁民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上有组织靠山主心骨,下有群众基础,这给开展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1939年又发展了本村孙墨林、孙铁志(铁民的五弟)、孙胜东(后来叛党)入党,并通过组织秘密联络,将原在张步云部跟王吉祥师长当副官的孙秉超介绍过来,参加了支部工作。此后至1943年又陆续发展孙炳华、孙宝华、孙超、孙建栋等人入党。随着党支部力量的加强,党组织队伍的壮大,即发动开展广泛的对敌斗争。 
  1940年春末,村民孙玉堂之妻上坡挖菜,在麦地里捡到两小匹布,这事被村里的汉奸孙风和知道后报告了伪军,他伙同伪军向村里村长、闾长敲诈:“不光两匹布,还有两支匣子枪。”孙铁民知道后,召集支部的同志研究决定不让村、闾长出面,由支部解决。于是带领民兵、群众拿着铁锹、木棍,把前来敲诈的伪军赶了出去,直赶到十五里以外的石桥子王院村。第三天又来了两个伪军继续敲诈,孙铁民发动群众,站满街头,敌人一看势头不妙,便灰溜溜地走了。 
  另一回是本村的孙宝成在张步云部当兵,经孙铁民同支部的同志劝说教育,于1943年春开小差跑了。张步云部几次派人到村里抓人,抓不到人就叫村里交40石麦子(约两万斤)。全村80户,不到300口人,五年不吃也打不出两万斤粮,这简直就是抢劫、掠夺!孙铁民对村里办公人员说“你们先躲起来,这事由我们来对付。”敌人来催粮时,人少,孙铁民带领大伙硬顶;人多,就软磨。今日推明日,明日推后日,最后一粒麦子也没捞着。 
  还有一次,汉奸队要村里每亩交小麦20斤,交大豆30斤,孙铁民用同样的方法抗了过去。孙铁民还向附近的小梧村、老梧村、泉旺庄等村宣传介绍他们抗粮抗捐的做法,并宣传八路军快来了、鬼子汉奸快要垮台了,使这些村也开展起抗捐抗粮斗争。 
 
建立党的地下交通联络站

  从1939年初到1945年夏的近七年间,诸(城)高(密)一带百余里的地区,一直被日伪军盘踞着,我党地下工作者根据诸城县委、鲁东南特委指示,建立了由闫家庄子经玉带村、料疃、徐洞、前屯,到高密县委驻地空冲水村的五个地下交通站,在这五个交通站中,以料疃为中心交通联络站。1940年后,五地委移驻莒南县的指示、信件,均通过玉带村党支部转到料疃中心站,再由中心站下达到高密、景芝以及诸城县的各村支部。那时诸城的地下村支部已发展到11个,有料疃、徐洞、乔家巴山、王家巴山、行寺、尧村、郭家埠、玉带村、相州、官庄、城里等。这一带发生了什么情况,中心站都能及时地向上级报告。各支部书记到上级机关学习、开会,也要先到料疃,然后再由交通站带领送去。诸城境内离料疃近的支部,也都主动来料疃村联系工作。 
  料疃支部地下中心联络站,就设在孙秉超的家里,其父孙坤生是交通员,其母孙执策负责接待,分发文件、信件,其他地下交通员有孙铁民、孙铁众、孙竹林、孙铁志四人,长短途各有分工。1941年后,孙铁民因担任长途联络及其他活动较多,支部书记由孙铁志担任,几年时间经过联系站送往根据地的同志:大徐洞村的王勇、住相州村王辩家的董乐平(董昆一的女儿)、曹锐(曹涌涛的妹妹)、玉带村刘克民的弟弟刘锐、刘觉、其妹刘皆,还有曹涌涛由景芝、前屯带来的六位女学生,乔家巴山的乔毅(女),还有徐信和他的爱人邵星文,以及王新宇等等。再是特委成员崔介同志,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振同志,当时为县委成员的李建修同志到诸城北部执行任务,都是由这条交通线———料疃中心联络站通过的。另有孔楚白同志到高密任县委书记,也是从这里顺利安全通过的。再是1945年,我党地下工作者孙秉超被张步云逮捕,也是通过这条交通线把消息送出去,党组织才组织营救的。 
  交通线的各地交通站,从支部到党员,都政治立场坚定,接受任务坚决,十分忠诚勇敢,随时准备付出最大代价,他们要经常接待来站或过往执行任务的上级领导同志,不断接送到县委、特委开会、学习、送信、传递情报的同志,还无代价地提供这些人员的食宿,不但在政治上承担着很大的风险,而且在经济上的负担也是相当沉重的。六年多来,这些地下交通站秘密接待和护送了数百名我党的同志,传递了无数的机密文件,为抗日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成立中共诸城临时总支

  1940年春,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后,活动在诸、日、莒一带的“万仙会”反动派,在日伪、国民党反动派的策划和支持下,发动暴乱,疯狂进行反共活动。他们由会首带领攻打我抗日部队和根据地村庄,到处搜捕、杀害共产党员、抗日干部和进步群众,使我根据地抗日力量遭受严重损失。鉴于此,同年6月,鲁东南军政委员会决定:五地委机关及所属县委、工委机关和所有暴露身份的军政人员于7月上旬一律撤到泰石公路(莒日路)以南,路北的地方工作转入地下。由于撤离急促,转入地下的组织人员与上级失去联系。其中诸城与上级失去联系的党员有600多人。与上级失去联系后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并没有停止活动。原县工委组织委员孙铁民和玉带村党支部的刘杰,料疃村党支部的孙铁志、孙竹林等商议决定:速去找地委机关联系。在四个月时间没有领导的情况下,孙铁民就约了玉带村的刘杰去找上级。到了五莲的中心联络站窝疃,这里的联络员说:“地委和八路部队早已开往公路南了,再往南是万仙会,很难过去。”他俩试了试,确实过不去,就六神无主地回来了,真有孩子找不着娘的滋味。过了几天,孙铁民又组成三人组(加上孙竹林),再次南下找上级组织,路上遇到张步云部的盘查和“万仙会”的阻挡,根本过不去,只好回来了。 
  按党章规定:三人以上就可以成立组织,他们三人商量了一下,在村东坡瓜棚里成立了以料疃为中心的中共诸城临时总支。由孙铁民任总支书记,刘杰任宣传委员,孙铁志任组织委员。临时总支与各基层党支部取得联系,领导广大党员秘密坚持对敌斗争。1940年底,赵志刚因事到相州,知道这一情况后,写信给五地委,帮助孙铁民他们与五地委取得联系,恢复了与上级的组织关系。 
 
风云突变 初心不忘

  1939年、1940年的鲁东南“肃托”,诸城被作为重点,县委和各分区委干部多数被怀疑、审查、关押,并有十几名干部、党员、民主人士被错杀。 
  1940年2月,地委来通知,指名叫曹涌涛带领赵利民、王辩(女)、李道元、王建民(女)、王建伟等同志去开会。由于种种原因,只有曹、赵二人带领刚动员来的五个女学生去了。他们走后一去无回,也没有来信。诸胶高的工作无人领导,处于停顿状态。一天孙铁民到隋家官庄去,正巧遇到县委组织部长李华在家,就问他什么时候回来的,李华一脸惊诧地说:“你还到处乱跑,上级抓着就杀头,我是捅破屋顶跑出来的。曹涌涛、赵利民、乔志一等,凡是叫去开会的都被活埋了,说他们是托派。”孙铁民一听如晴天霹雳,惊呆了,好大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在回去的路上,孙铁民心里一片空白,像掉了魂似的放声大哭起来,一直哭到家。 
  第二天,孙铁民把五弟孙铁志叫到跟前说:“我要到五地委去找上级,万一回不来的话,养老的事就交给兄弟们了。”并嘱咐娘多保重,不要难过,可这时全家人都哭成一团。次日天未亮,孙铁民谁也没告诉,背上两匹土布,扮成染匠,朝公路南急奔。心里好像明白了许多:干革命是艰难复杂的,牺牲也是常有的,只要对党一片忠心、对组织忠诚,遇到什么事也不怕,越想胆子越大了,找上级的信心更足了。一路上经过鬼子、汉奸、国民党军队、“万仙会”道道防区以及地方土豪恶霸武装的层层盘查,不知走了多少里程,也不知走了多少个日夜。一天,走到了沂南县马蹄窑山区,一打听,正是五地委驻地,这才松了一口气,一颗悬着的心实落下来。找到地委后,孙铁民被安排在招待所,住了几天,没人过问,也不许外出,孙铁民受不了这种冷待,强烈要求见领导。一天,组织部长李仲林接见了孙铁民。一见面,孙铁民满肚子话化作一句话:“我不是托派,若是的话就不来送死了。”李仲林说:“敌人也会找这种机会钻进来。”孙铁民无法辩解,只好说:“让组织考验我,给我一颗手榴弹,我去打鬼子,打不死鬼子,鬼子打死我,只要承认我是共产党员就行。”不几天,李仲林把孙铁民安排到靠太石公路的山区,孙铁民在这里工作了仨月,期间,他写了一份报告给地委,汇报了诸城地下党的情况,特别提到料疃党支部,保证没有一个“托派”。不久,上级有通知:“肃托”停止,地委见了孙铁民的报告后,就把他调到滨海区党委学校学习了三个月,结业后回到诸城。 
  曹涌涛、赵利民等领导同志“肃托”被错杀后,诸胶高工委一直处于瘫痪状态,直到1942年冬,上级委派孙朴风(相州料疃人)同志来诸城,才由孙朴风、李振、徐信和孙铁民重建了诸胶高工委,孙朴风任书记,李振、徐信和孙铁民是委员。诸胶高等县的党支部,在新的工委领导下,又恢复了正常工作。 
  
配合解放军 迎接大解放

  1945年3月,随着抗日战争的节节胜利,料疃党支部又接受了老六团下达的新任务:配合解放军,解放诸城以北地区,消灭张步云部。 
  接到任务后,孙铁民把以13名党员为骨干的民兵分成两个战斗组,有30支枪。一组由孙铁民带领,扮成民夫,扛着铁锹进相州据点,侦察敌情。二组由党员孙炳华带领,在老六团参谋的配合下,利用夜间察看相州、双庙、秦家河崖,大小古县等敌人据点。并画出地形图和障碍物,标明围墙高度,壕沟宽深,为消灭敌人提供了重要的军事情报。 
  1945年六月初七,阴云密布,暑气逼人。下午一点左右,我人民解放军包围了相州、双庙、秦家河崖等敌人据点。战斗一打响,就下起了瓢泼大雨,河水满槽。敌军听到枪声,失魂丧胆,大部失去了战斗力。驻在秦家河崖的敌军,爬出围墙,有的举手投降;有的想渡河东逃,被河岸的民兵击毙和俘虏。待秦家河崖、大双庙、丁家沙窝之敌被歼后,滨海十三团即速奔向相州配合滨海六团作战。黄昏时分,滨海六团指战员一部分化装进入相州街。第二、三营向宋家庄子敌据点发起攻击。六团分布在相州外围的兵力,呈扇形从南北西三个方向逼近敌军据点。敌军暗堡、碉堡在我军强烈火力打击和爆破组的轰击下,一个个土崩瓦解。逃进中心据点的伪军,龟缩在一起,个个丢盔卸甲,失去战斗力。初八下午3点左右,在中心据点的400余名伪军试图向东南沟逃跑,被早已埋伏好的我军战士开火打倒一片,这时,打增援的十三团一个连从南面冲过来,敌人三面被堵,只得向东面潍河方向逃窜,一夜暴雨,河水暴涨,一个个葬入湍急的水流中,没入水的当了俘虏。 
  在滨海六团主力部队进行巷战、围击和追击相州据点敌人的同时,担任打增援的滨海十三团,在营马岭上成功阻击了来自诸城城里的增援之敌。 
  第二天下午,相州胜利解放。整个战役共击毙伪两个团官兵200多人;俘700人,被河水溺死300多人。击毙敌师长王吉祥,生俘伪副师长王邦基,参谋长马桂章,三团长孙俊峰、缴获机枪十几挺,长短枪300余支,以及大宗弹药、粮食和十几匹战马等。在这次战役中,因料疃民兵作战勇敢、部队发给大枪20支,以示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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