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芬
上世纪七十年代，谁家要是有座挂钟，有辆自行车，那就是令人羡慕的人家了。那时候，缝纫机已开始流行。夏夜，农家小院的草房里，昏暗的煤油灯下，母亲正一针一线地为我们缝补衣衫，她说：“要是有台缝纫机就好了。”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父亲听。父亲卷上了一袋旱烟，没有搭话，母亲则继续穿针引线，忙她手中的活。父亲吐了一口烟圈，从一明一暗的烟火和他的沉默中，我分明看到了父亲面对贫穷的无奈。母亲需要换线了，把最后一点线头扯掉，重新扯了一根，左手拿着针，右手拿着线，穿了几次没有成功，灯光太暗了，母亲把头往前一探，吱啦一声，火苗烧了母亲额头的头发，草房里，便弥漫起一股烧焦的味道。
过了些时日，我从梦乡中醒来，墙上的挂钟哒哒响了两声，我听到了父母在说话。父亲说：“我们别睡了，把麦秸捆到地排车上，收拾好拉到市里就亮天了，早到卖个好价钱。”母亲说：“嗯，你先用酱油和大油泡个煎饼吃，热水我昨晚就烧好了。娃们我交代给咱娘了，让她过来照顾一下，要是我们下午回来晚的话，让她给娃们弄点吃的。”我从被窝里伸出小脑袋看了看，父母就已经穿好衣服下炕了。母亲刚要出房门，回头看了看我们，大概看见我在动，又回转身来，凑到我耳边说：“大嫚，我今天和你大大去市里卖麦秸，你照看好弟弟妹妹，听话哈。”
我那时几岁的样子，不一会又睡了，父母就在我的睡梦中，拉上麦秸，步行走在了卖麦秸的路上。
傍晚时分，父母回来了，我都领着弟弟妹妹越过青石桥去村口巴巴地望了好几回了，远远望见车上放着什么东西。近了，母亲高兴地说：“一大座麦秸换了一台缝纫机，以后就可以给你们做新衣服了。”
记得那时的缝纫机有蜜蜂牌的，我家的是玫瑰牌的。到家后，父母小心翼翼地把缝纫机抬到屋里，把缝纫机调试好之后，母亲迫不及待地找了一个方凳子坐在缝纫机旁，脚踩踏板，缝纫机转了起来，我们围在一边看，脸上笑开了花。母亲说：“不对，咋倒转呢？”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父亲不服气地说：“你起来，我试试。”父亲坐了下来，“咦，不会用，还真倒转呢。”我们都哈哈笑了。
母亲不识字，不会看说明书，但几经摸索之后竟然也学会了，再也不用一针一线为我们缝制衣服了。缝纫机做的衣服线与线之间疏密适中，比手工缝省事多了，有时候，左邻右舍也会过来借用，母亲都爽快地答应，母亲常说：“邻里之间谁还不用到谁呢。”
在那个年代，全家人的穿戴都靠缝纫机，我长大之后还用过。我用它缝制过母亲为我们做的鞋垫，用它做过儿子的小衣服。如今，各式各样的衣服都能买到，缝纫机便闲置起来，大多时间，缝纫机静静地立在房子的一角，见证着她的主人忙忙碌碌的生活。它是家里留下来的唯一的老物件了，它带着时代的烙印，留下了我们的念想。
（作者系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诸城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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