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家军
“吃派饭”这个词，已从民间消失了30多年。现在提起吃派饭，时下年轻人都很陌生，而我们这一代人，却是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吃派饭，主要是上个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人民公社时期的产物。吃派饭就是由生产队长或保管员安排某人到某户社员家吃饭，故名曰“吃派饭”。吃派饭，是人民公社时期农村习以为常的事。
当时能在大队里吃派饭的只有三种人：公社干部、教师和盲人艺人。那时上级有规定，干部、教师到社员家吃派饭，每天1斤粮票3毛钱。盲人是县里组织的“盲人宣传队”，他们不挣工资，只靠演艺特长到各个大队巡回演出，一天3顿饭不用花钱和粮票，由所在生产队按规定补助给社员粮食。这样，吃派饭就形成了三条线。
第一条线主要是下乡驻点帮助大队开展工作的公社干部，另外还有短期因公来大队办事的。派干部饭，专挑选既干净又会做饭的人家，因干部为工作到大队里来，总得让他们吃得舒舒服服，不然大队干部便会没面子。然而，公社干部大都很自觉，他们既不挑饭也不愿意麻烦社员，除了驻大队“点”的以外，一般办完事情就匆匆蹬着自行车返回公社。公社干部在社员家中吃饭，通过闲谈聊天，社员家中的疾苦，张家长李家短，都会了解得一清二楚，工作起来就有针对性。
第二条线是单身在村小学任教的老师，没法自己做饭，便只好由社员挨家挨户轮着管饭。老师吃派饭一般单独有一条轮换的线，按生产队的顺序，一户一户往下轮，时间长了便形成轨迹，用不着生产队里的干部去通知，到时候该谁管饭他自家都会知道。上家和下家可以互通情况，使饭食的花色变换，以免太单一。每到饭点，由家长或孩子把老师领回家。一家管一天，没孩子上学的人家也要管，这是一项全村人的责任。你家现在没上学的，不等于以后也没有。教师吃派饭的质量，则要好于公社干部。这并非农家偏心眼儿，而是乡下人讲“实惠”，谁都希望教师在学校里对自己家的孩子好。教师通过在学生家吃派饭，能及时了解学生在家的情况，家长也能及时知道孩子在学校的表现。这样教师和家长互相通气，对学生的教育就有了针对性。
第三条线是盲人到村里宣传。盲人是县里组织的宣传队，吃饭没那么多讲究，不管到了哪个大队，找个生产队随便安排户社员家吃饭就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社员家日子过得都不富裕，除了逢年过节能吃几顿“面饭”以外，平日里大都以地瓜(干)为主，玉米面饼子也很少吃，就的是咸菜，吃炒菜的机会很少。即便如此，不管轮到哪家，管饭主人大都尽心做一顿“好饭”。这是怕公家人吃不好，更怕饭菜不好一旦传出去，糟蹋了自己家的“名声”。那时的所谓“好饭”，无非是蒸几个饽饽，擀顿面条，包顿包子，或者是包顿水饺等，极少有酒。一般都是男主人陪餐，女人、孩子不上桌子。等公家人吃饱喝足以后，老老少少才能吃他们剩下的饭菜解解馋。
那时候，因日子过得太苦，吃派饭还闹出不少笑话。在昌城公社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公社干部到某大队检查工作，中午和老师一起到社员家里吃饭。女主人煎了一盘黄尖子鱼端上桌，主人家6岁的小男孩，就在房门口掀起门帘紧盯着炕上饭桌上那盘黄尖子鱼。女主人悄悄地对男孩说，你不要看了，人家就给你留着个了。小男孩不放心，不时地掀起门帘向里面炕上瞅瞅。农村有个风俗，一般会留一条鱼在盘子里，寓意年年有余。男主人热情好客，看到最后一条鱼在盘子里半天没有人动，就热情地让着公社干部和老师吃鱼。盛情之下，公社干部把最后一条鱼用筷子夹起，正在门帘缝里瞅着的小男孩不干了，“哇”的一声大哭，掀开门帘突然冲进炕前喝道：“你不要吃了，那个鱼是我的！”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派饭质量逐渐提高，管饭的人家开始给公家人点儿“小酒”。然而不管饭菜好与坏，也不论有没有酒，公家人付费的标准，都还是每天1斤粮票3毛钱。吃派饭所不同的是公社干部和教师要到管饭的人家里吃，盲人宣传队则由管饭的人把饭送到他们的临时住处。
在我的记忆里，社员管派饭都很热情，欢迎工作队员、教师到他家吃饭，都算好了日子，哪天到谁家，哪天轮到自己家。于是，轮到自己家的，没油的去借油，没菜的准备菜，到街上去换豆腐，都千方百计地准备准备，就怕丢了自己的脸面。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家就管过不少派饭。我模模糊糊地记得，上世纪60年代中期，“四清”工作队进驻我们史家沟大队。我们大队是四面环山的一个小山村，抬头看看长长天，低头看看石头山。那时经济不发达，社员家日子过得都很苦，常年以地瓜(干)当家，玉米面也很少，白面更少，逢年过节才能吃上顿面食，甚至到了青黄不接时连地瓜干也吃不上。尽管这样，家家户户都还挣着管工作队员的饭，认为谁家能管工作队员的饭，这是谁家的荣耀。工作队员轮到我们家吃派饭正是青黄不接时，家里似乎什么也没有，母亲向我大娘家借了一瓢面，向我三婶家借了几个鸡蛋。母亲用白面掺上地瓜面烙了几张饼，炒了两个菜：一个韭菜炒鸡蛋，一个清炒茼蒿。母亲嘱咐我，吃饭时，你和弟弟到街上去耍着，估摸着你父亲和工作队的人吃完了，你和弟弟再回来。等我们回来时，盘里的菜早已底朝天，好在笸箩里还剩了两张饼。我和弟弟就拿起饼不管不顾地大口吃起来。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们家管派饭就明显多起来，因我父亲是生产队长，书记又和我们一个生产队。每当有公社干部来大队检查指导工作，书记就让我父亲领着他们回家吃饭。长远熟了，有时还不等书记说，来的干部就直接点名要到我们家吃。父亲和母亲都热情好客，不管是谁到我们家吃饭，就是家里东西不便，母亲也东取西借，尽量做些好吃的让他们吃。再说，父亲也好喝两口，也就从来不推脱。那时，虽说是生活条件有些好转，但过惯了穷日子的母亲，平时也不舍得父亲拿3斤地瓜干2毛8分钱去换斤诸城散白酒喝，只有家里来了客，或有吃派饭的，父亲才能美美地喝上两盅。
在我们大队，公办教师吃派饭，从上世纪60年代末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教师调进调出三四个，直到调来一个成了家的女教师，才不再吃派饭。
1975年的春天，我也实实在在地吃了一回派饭。那是我上高三那年，我们班的同学到西响水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男同学都被分去水库建设工地扛石头。吃中午饭时，我和另一位男同学被派到一位老大娘家。记得老大娘在当门里安了一张饭桌，让我们一人坐一边。老大娘在桌上放了一碗辣菜咸菜，又从锅里拿出4个煎饼放到桌上的笸箩里，我们一人拿起一个就吃起来。老大娘坐在锅门口望着饭桌，当老大娘看到我们把第二个煎饼吃到还剩三分之一时，就又馏上了俩，我们又一人一个吃起来。老大娘见我们把煎饼又吃到还剩三分之一时，就又馏上了俩……那时，我们是十八九的小伙子，是吃石头都能化的年龄，但看着老大娘既怕我们吃不饱又舍不得多馏的情景，实在不忍心让她为难。当她反复馏到第4次时，我和同学对望了一下，撕开一个煎饼，给老大娘留下一个，老大娘这才不再馏了。
再次吃派饭，是公社改乡镇、大队改村后的1984年秋天。那时，我在寿塔乡中心小学负责业务，因寿塔乡是刚刚从郝戈庄公社分出来的，中心小学(原来的前寿塔小学)没有伙房，我们就根据学生花名册，轮着到学生家吃派饭。这时经济条件明显好转，不管轮到哪个学生家吃得都很好。淳朴实在的学生家长们，都盘算着日子，数算着老师什么时候轮到自己家，好提前做准备，变着法儿做有特色的饭菜给老师吃。有个姓林的学生家长，在我们去吃饭的头一天，早上早起来到坡里下套子套野兔，白天还扛着猎枪(那时公安部门还没有收缴猎枪)打了一整天。我们去他家吃饭那天，从早到晚桌上炒的、炖的全是野兔肉。他看到我们吃得津津有味，很是自豪，说：“我数算着你们今天轮到我们家，就想搞点你们平常吃不到的东西。昨天一早我就去下套子、打野兔，你们还真是有口福，想不到一天竟打了4只。”像姓林的这样的学生家长很多，他们憨厚朴实的脸，都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
30多年过去了，吃派饭的事离我们渐行渐远，但回想起来仍如昨日。吃派饭虽然是时代的产物，但是它却拉近了干部和群众，老师和家长，城里人和乡下人之间的距离。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是一种很好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往形式。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山东省当代文学院院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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