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苏平
在这个无物不可见、无地不可达的时代，我们从不缺乏有关乡村儿童的讯息。然而讯息的“轰鸣”不等于认知的深度。事实上，在包括乡村讯息在内的数字化洪流中，毫无节制地“呆看”成为一种“遍览”式的呈现。正如老子很早就提出的警告：“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我们走遍千山万水、阅尽无数讯息和数据，堆积出了高度同质化、碎片化的乡村印象。某种程度上，“乡村”叙事在“美丽新农村”和“脱贫攻坚”之间摇荡，在乌托邦漫谈和“苦难叙事”的张力之间构成它的姿态。
这时候，尤其需要“一束光”照耀这片被“狂看”的世界，需要对城乡的“差异”而非“差距”进行一场靠近和对话。这是舒波辉新作《逐光的孩子》所开掘的文学意义：在多年对底层儿童、支教青年的访谈过程中、在长期与弱势儿童群体接触、对话中，舒波辉以“行动者”的身份，融汇着所遇、所思的一切，选择、编织特定的故事，投以光束，从中提取清晰、生动的景象。《逐光的孩子》不是对贫困山村、失学儿童、乡村教师、支教青年等元素的简单堆积与再现；而是对贫困山村儿童生存境遇与心灵图景、乡村教师的坚守与困境、支教青年的精神与情感救赎等系列问题的深度挖掘中，释放出“逐光的孩子”背后整体生活世界和文化精神之网。客观之眼、悲悯之心、诗意之笔，挥就了《逐光的孩子》那束穿透刻板印象、固定模式的光芒。
故事从“我”这名即将读研，因为女朋友(严玲)殉难在支教的山村，特地前来进行“情感疗伤”的大学生的视角展开的。故事起头“我”一心想去女朋友殉难的香溪小学，却被安排到更困难的蓝溪小学；“我”并没有因此反对和抵触，而是顺其自然地来到了神农架深处的小学校。在哪里支教也许并不重要，“我”最困惑、最想解开的答案是女朋友为什么要去支教。带着这份求解的困惑，“我”最初的支教生活是“他者”般的客观冷静。但是随着“我”对郑天齐等山村儿童认识的加深，对齐老师装着义肢坚守学校的感佩，“我”那客观、透明的目光，变得越来越热烈、激扬。故事的后半部分，“我”主动去寻找走失的郑天齐，主动通过所在高校团委和宣传的力量帮助蓝溪小学拉赞助、修马路……可以说支教不只是“送”教下乡，还激发了支教青年本人更宽广的情怀和力量。
《逐光的孩子》的人物主体是那群带着蛮荒气息的山村儿童，比如没有户口的戚海燕；一直在读小学、虽是“智障”却能够准确掌控时间的覃廷雍；顽皮而灵敏的陈高翔，还有以“盟主”“土匪”等自居的失学儿童……他们虽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充满了山村儿童毛茸茸的质感。当然，其中最鲜明欢脱的，是不断辍学、小偷小摸的郑天齐。他会背着四十斤大米四处叫卖，却因为不能忍受奸商对大米质量的质疑而负气背回来。他曾为了给摔伤却无钱治病的父母偷藏学校运动会专用的云南白药。深度贫困的家庭状况使得他不可能在“温柔敦厚”“淳朴善良”的叙事中纤尘不染地成长；恰恰相反，他介乎善良与狡黠之间，游走在儿童的道德意识与行为自律的边缘，他是无数贫困山村男童的真实典型。
所幸的是，郑天齐遇见了齐老师，这是照亮这颗蒙昧童心上“光”。伐木工人出身，因工伤失去了一条腿，从此成为山村教师的齐老师，有着诗人气质、菩萨心肠和金刚手段。“我”第一次见到齐老师时“他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老，只是两鬓的头发白了而已”，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沁人心脾的普通话：“我把眼睛放在路的尽头，风把眼睛都吹干了，雨又把它淋湿了，你都没来……”随身携带精美的竹背篓、善解人意的帮扶相邻、对每一个学生关怀备至，令读者时刻感受到齐老师的崇高师德和魅力人格。他不仅熟知聂鲁达等国外诗人，还有自己的诗集《蓝溪谣歌》等原创作品，全然不以发表、出版作为自己写诗的志趣所在，像极了一位隐居深山的世外高人。然而，他严惩不贷的“专制”更令学生们闻风丧胆：严禁学生吃别人馈赠的零食，遇到小偷小摸的行径直接用教鞭抽打学生。他极为严厉地规训了在困厄环境中、廉耻心未开化的山村儿童的行为举止。尤其是一场山洪的暴发，齐老师几乎是用生命的代价守护着一个一个穿过铁索桥、前来上学的孩子，那份仁者无敌的勇气，既涤荡着孩子们的身心，也使曾徘徊在自我“情殇”中的“我”，获得了人生的洗礼和升华。
这种对日常生活沉重而敬畏的洞见，使舒波辉的笔触从贫困山村的儿童境遇，到高校支教工作的推进，再延伸到返乡创业的乡村变化，以及十五年后这群孩子的“倒叙”，筑就了空间共时和时间历时的立体图景。无论是郑天齐为补贴家用多次辍学；齐老师靠“等价交换”的方式争取到的许多孩子上学的费用；“我”担心郑天齐被人贩子带进贩卖器官的地下黑市；还是“我”回到学校时，其宣传价值某种程度上超过了“支教”本身的意义；以及从奸商逐步变身为本土特产创业家、捐资助学的胖叔；舒波辉用“不虚美、不隐恶”的方式，有节制地书写着愿望的真诚、目的的功利、结果的圆满。
在张弛有序、疏密有致的故事节奏里，舒波辉充分调动了他对语言的把握能力。对诗性语言的执迷，使他不得不经常变换叙事者的身份，来安放他对生命光影的诗意追寻。从城里来的“我”走进山村时，“寂静使任何声音都突然膨胀了很多倍。除了一路相随的阵阵松涛，飞鸟踏枝的响动之外，很多幽静的虫声和草叶在风中歌唱的声音，也都从寂静中升浮起来。”比如已经殒命的严玲留下的诗集“稻米露出无限多的白牙齿/对谁微笑？”严玲对“我”说过，“他们不叫贫困生，他们都有自己的名字。他们，也是我们自己。”在亲历支教生活后，“我”更加理解了逝去女友的选择，更洞悉了爱的珍贵和生命的意义。他用女友教学日志中英国女诗人穆丽尔·斯图亚特的一首童诗，开启了一场感知生命和自然的语文课，“煦暖的春日从峡谷里缓缓升起，日渐丰润的蓝溪在阳光下闪着粼粼的金子般的波光。阳光下的孩子们像是风中交头接耳的麦穗，也像是田野里相互触碰的花朵。”在如此动人的教育下，郑天齐、白花蕊、陈高翔们用不同视角和表达写成的作文，相映成趣；令人更为惊讶的是“智障”少年覃廷雍的作文：“我的梦想是做一个管理时间的人。我现在还没有办法让时间变慢。我希望长大后，我有办法管住时间。”……在这些如梦如幻、亦智亦愚的诗性表达中，可以瞩目到儿童那纤弱而柔韧、斑驳而炽热的童心穿透了生活的沉重，像一道道充满希望的光芒，照耀在中国的大地上。
（来源：中文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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