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忠
孙秉超，曾用名辛平、李荸云、李梦云，1921年4月20日生于诸城市相州镇料疃村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家庭堂号为学仁堂。孙秉超兄弟三人，另有两个妹妹，孙秉超为长兄。
相州王氏是诸城名门大族，文风很盛，历代名人辈出。王氏族人顺应潮流，开风气之先，以经济、文化、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兴办高等学堂。校名为王氏私立三等学堂(初小、高小、中学三个等级)，这是诸城北部唯一的一所学府。
王氏私立小学大都以招收本族子弟为主，外族姓的也择优录取。孙秉超与王翔千有旁亲关系，因此才得以入学。孙秉超聪明颖悟，勤奋好学，学业成绩名列前茅，且勤劳勇敢，深得老师们的喜爱。尤其王翔千老师看出他是棵好苗子，倍加呵护。除了对他的功课经常个别辅导外，还常找他个别谈话，给他讲形势，讲前途，启发他的少年报国之志。这为孙秉超的未来成长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5年，孙秉超以优异成绩考入在诸城建立不久的省立十三中，那时候中学少得可怜，能考入这所学校是很幸运的。孙秉超如鱼得水，更加勤奋学习，积极锻炼，学习期间年年获得“三优生”(学业、操行、体育)。
1937年底，日军逼近诸城，沦陷在即，国民党诸城县长杜仲兴携眷逃离，国民党诸城驻军税警总团也撤走，诸城一时陷入无政府状态，但广大进步师生和各界爱国人士的抗日情绪，却依然日益激愤活跃。12月下旬，政治形势十分紧张，学校只得暂时停办，教职员工和学生也只得暂时疏散回家。1937年10月，共产党员赵志刚、董昆一、王辩(王翔千的女儿)等从外地来诸城，很快发展了一批青年党员。从十三中疏散回家的孙秉超很快投入到这支队伍中来。1938年，17岁的孙秉超在诸城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区委宣传委员和保卫委员。后到鲁南军区党校学习。1943年被组织派到伪军张步云部队卧底，化名辛平，做张步云部队的争取、瓦解、策反工作。
孙秉超对张步云并不陌生，在十三中上学时，孙秉超有个同班同学叫王秀栾，他的父亲是张步云的二师师长，名叫王吉祥。有一次王吉祥问王秀栾：“你班里谁学习最好？”“孙秉超。”“放假你带他来咱家我看看。”学校一放假，王秀栾就把孙秉超领回家，王吉祥一看小青年长得眉清目秀，身材匀称，说话条理，干练，果然是个好小伙，当即提出让孙秉超和他儿子拜干兄弟。就这样，孙秉超成了这家常客。这次孙秉超去投奔王吉祥，参加抗日游击队，(当时，张步云还抗日)，当然是王吉祥求之不得的事了。当即委任为上校副官。有了这个身份，孙秉超在部队与官兵交谈、联系，有了更多的活动空间。
孙秉超在开展对张步云部上层工作的同时，还采取多种形式，多渠道地开展对伪军中下层、官兵的争取，瓦解工作。这些敌伪军，成份十分复杂，除了大多数是被欺骗和胁迫的穷苦百姓，还有少数是土匪、兵痞出身的反动分子，要教育，争取他们改邪归正，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但张步云部的四旅是张部的基本力量，大都是些汉奸，顽固分子，做好这支队伍的工作对瓦解张步云部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1944年夏，我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李振(后为山东省委书记、省长)将打入伪张步云部四旅任电台台长的牛芳稷，担任伪高密八区区长、乔寿山副官的乔成宗等人介绍给孙秉超，一同开展瓦解伪张步云部的工作，并取得日伪许多重要情报。
在八路军诸安高办事处策反王君五起义
1944年春，孙秉超被组织分配到诸城西北部新成立的诸莒敌工组工作，即诸安高办事处。组织上隶属滨北山东军区敌工部大股伪军工作团，对外名义是山东军区驻滨北办事处，主要领导是马保衡、杨斯德、肖凤山等同志。马保衡任组长，孙秉超、翟永强同志任副组长。敌工组的任务是以诸莒边县根据地为依托，在滨北办事处和诸莒边县委的领导下，以张步云部为主要对象，同时对伪张希贤和厉文礼部、诸城保安大队吕孝先部进行争取，瓦解和策反工作。这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又要有自我牺牲精神。
按照组织分工，孙秉超满怀激情，精神饱满地投入到这场策反吕孝先、张步云的特殊战斗中去。吕孝先，伪诸城国民自卫团团长，是常年盘踞在昌城埠头村的一股较强的伪顽势力。吕孝先部机枪大队第三中队队长王君五(原名王者瑞)是相州曹村人，他当时二十七八岁的年纪，率120余人驻扎在埠头北边的彭家庄。王君五的三姨太是孙秉超的姑，是当时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孙朴风的三妹，这给孙秉超开展对王君五起义投诚工作，提供了有力条件。
孙秉超第一次与王君五接触，是在1945年夏，从相州到昌城埠头要过潍河，那时潍河两岸荆棘丛生，野草没膝，且水很深。一天夜里，孙秉超好容易渡河过去，没走多远，就被两个放哨的伪军逮住。孙秉超被蒙上眼，五花大绑，押往中队部。到了部队，一个伪军士兵说：“抓了一个八路探子。”松了绑，解下蒙眼布，王君五一下认出了孙秉超，说：“怎么是你？”接着喊退卫兵。孙秉超到内屋说明来意，与王君五拉了一夜家常。
孙秉超在王君五驻地住了三天，他到伪军官兵中玩耍，闲聊，伪军也不拿他当外人，知道他是中队长的妻侄，无所不谈。期间孙秉超见到了任文书的王建平。王建平是孙秉超在相州王氏私立小学的同学，二人见面常彻夜畅谈，同时，孙秉超还同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李道源取得了联系。李脱党后担任了伪吕孝先部机枪大队一中队副队长，他们见面即共同开展了对李所在一中队队长杨子材的争取工作。与此同时，孙秉超紧锣密鼓做王君五和他姑孙铁军的工作。王没有明确地表态，处于等待观望，犹豫徘徊中。
孙秉超回办事处，把这几天掌握该部组织机构、武器装备、地理环境及官兵思想状况等重要军事情报，一一作了详细汇报。领导对这次行动很满意，并指示说：“再回去后就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地跟他们讲形势，讲前途，尽快争取他早日起义投诚。”
孙秉超二次去王君五处，出入部队就更加自由了，与其他人的联系，交谈也更加方便了。孙秉超直接对王君五及其他有关人员讲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应当机立断，不做历史的罪人，耽误时机，后果不堪设想，然后开门见山地讲了全国和全省的抗日战争形势，并讲了我党我军对敌伪军的政策。告诉他们莫正民，张希贤率队起义后被编入独立旅的情况，指出我们的大反攻已经开始，希望他顺应时局，效法张希贤走率部起义的光明大道。经孙秉超的再三启发开导，王君五的态度大有转变，思想明朗起来，同意接受组织改编，议定具体起义事宜再另协商。
王君五的三中队是吕孝先实力最强的中队，有事就派三中队去解决。有次王君五被派驻辛兴村协防鬼子时，他们驻守在北面的炮楼，日本鬼子驻在南面的炮楼。夜里12点左右，八路军攻打辛兴村，用大刀砍开栅栏往里冲。王君五率队在北面的炮楼只朝天胡乱放了几枪，就率部跑回昌城彭家庄，吕孝先大为不满，把这些人全部缴械押到埠头西边的西小埠头村坐禁闭反省，前后有半个多月。
孙秉超看时机成熟，随约上孙朴风一起共同做王君五的教育争取工作，使王君五最终下定投诚的决心。其实这支队伍中不少人有起义投诚的想法，只是没找到机会，他们虽然穿着鬼子的服装，但心里并不想为鬼子卖命，更不想残害自己的同胞。
事不宜迟，孙秉超连夜赶回办事处，和领导作了汇报，领导连夜批准了他们的行动方案，计划起义时间及奔向根据地的路线。第二天，孙秉超拿着军区的命令及任命人员名单回到王君五处，和他做了周密的计划。夜里12点后宣布起义，这支队伍走上了抗日的大道。
有关这次伪军王君五起义事件，已载入《诸城地方史》第一卷：
继莫正民，张希贤两大股伪军起义后，1945年春，在我诸安高办事处干部孙秉超等人的争取教育下，伪国民自卫团团长吕孝先机枪大队第三中队长王君五率部100余人光荣起义，被编为诸安高游击队大队，后编入主力。这次起义事件投诚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抗战后期诸城一带抗战形势发生的有利变化，也反映了诸城一带中共党组织在争取敌伪反正方面的成就。
打入敌人内部密取《徐州城防部署图》
1946年秋，淮海战役进攻徐州前夕，孙秉超调入鲁中南军区前线办事处工作，根据华东军区敌工部的指示，重点做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工作。对该部的组织编制、武器装备、官兵思想动态以及驻地的社会情况等，开展调查研究和搜集情报。还秘密派了些干部打入该部做联络工作，建立了一些能出入敌区的秘密交通线和落脚点，并和五十九军工兵营长韩立才，七十七军军务科王洁民建立了秘密联系。
一天，华东局“国军”工作部副部长韩去非向鲁中南军区前线办事处敌工科副科长孙秉超当面交代说：“国民党三绥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是中央掌握的重要上层关系，我军已派李连城同志秘密打入何基沣处当副官，你的任务是秘密保持与何基沣、张克侠的联系，传达上级指示，秘密做些接应工作，并在何、张的配合下，伺机对该部军官做做团结争取工作，开展秘密策反。”
韩去非还交待孙秉超化名李荸云，是以陈毅司令员秘书的身份，与何基沣、张克侠联系。
在便衣武装的护送下，孙秉超经临城、舍马驹进入徐州，又转至贾汪，在何基沣的宿舍里与何见了面。
孙秉超在贾汪住了几天，与何基沣见了几次面。何说了三绥区的许多情况，包括一些军官对起义的态度。他对蒋介石排斥西北军，利用内战消灭西北军的阴谋非常愤慨，对我军非常向往，对陈毅司令员充满敬佩和信任之情。
孙秉超又在徐州秘密会见了张克侠。张也谈了许多情况。张克侠后来还交给孙秉超一份《徐州城防部署图》，说：“这份图很重要，共制了3份，这是其中一份，很宝贵，你务必及早送回去，面交陈毅或栗裕司令员。”
徐州是国民党“剿总”的所在地，是“首都”南京的北大门。可是它的城防要图却完完整整地落入了我军之手。这对我军来说，是价值连城的无价之宝啊！
孙秉超得到这份绝密情报后，连夜从徐州赶到临城，由地下工作关系———国民党三绥区的一个名叫张兆芙的上校团长，亲自将他送出防区。尔后我第十纵队又连夜用吉普车将他送到曲阜华野司令部。
栗裕亲自接见了孙秉超，听孙汇报了第三绥靖区的情况，对《徐州城防部署图》翻来覆去仔细端详，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周密筹划，策反贾汪起义
孙秉超把《徐州城防部署图》交给栗裕后，又奉命陪同时任解放军华野13纵队政治部联络部长兼民运部长的杨斯德奉潜入三绥区。为了安全进入敌占区，孙秉超给杨斯德搞来了一套便衣，两人化装成商人模样，在三名便衣武工队员的护送下，从临城东北的山区出发，步行在崎岖不平的山间小路，在黑夜降临后，借着夜幕的掩护进入了接近敌人的地区。这里老百姓大都跑光，敌人常出来活动。好在孙秉超地形熟，道路熟，又抹黑走了一个晚上，黎明时分到达了陶庄附近。
孙秉超和杨斯德找到了三绥区第七十七军三十七师团三营营长王世江。由他负责接应是绝对保险的，因为他是早在1938年就入党的中共特别党员，在敌营已埋伏了十年之久，各方面的人事关系都挺熟。
杨斯德和孙秉超又顺利通过各道关卡，乘火车来到徐州，径直到都天庙营房秘密会见了张克侠，就起义事项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研究达成共识。
杨斯德首先向张克侠转达了陈毅司令员的问候，接着又转达了华东局和华野首长希望三绥区两个军在即将到来的大战中起义的要求。张克侠专注地听完后，向杨斯德、孙秉超二人介绍了最新敌情，并提出了起义的两个方案。
都天庙营房住着第三绥靖区的总部机关，人多眼杂，军统特务监视很严，陌生人容易引起怀疑。经过商议，杨斯德和孙秉超换上国民党军官服，杨化名为“陈惠国”，对外称是国防部新来的少将高参。孙化名为“李梦云”，是少将高参的秘书。张克侠派人将二人护送到贾汪，去见负责前方指挥所工作的副司令何基沣。
杨斯德来到驻在贾汪中兴煤矿的第三绥靖区前方指挥所，与何基沣见面后，转达了华东局、华东军区和陈毅的问候，感谢何向我军提供许多重要情报。之后，传达了起义指示：“战场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入国共决战的关键时刻。目前时机成熟，华野首长命你在淮海战役打响之际，率第三绥靖区官兵就地举行起义。”何基沣听了传达，异常兴奋地说：“这是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七十七军大部较有把握，但军长王长海态度顽固，是起义的阻力。”杨斯德又向何基沣进一步了解前线官兵的情况后说，自己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以便对各方面的情况做更深入的考察。
杨斯德在贾汪期间积极开展工作，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吸收李连城、王世江、冯治中等长期潜伏在敌人内部的中共党员为成员，依靠组织的力量，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进一步摸清了主要军官的态度，并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做思想工作，阐明形势，宣传共产党对起义部队的政策。国民党徐州“剿总”为控制第三绥靖区军官，将其家属迁往江南做人质。为解除起义部队军官的后顾之忧，杨斯德通过我党各级地下组织，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脱离险境。何基沣慷慨地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帮助安置军官家属。
在中共地方党和解放军的协助下，何、张两人利用官兵对蒋介石的不满，开展多层次的动员、策反工作，争取了一批中下层军官。1948年10月起，淮海战役酝酿过程中，周恩来就指示华东局派人与何、张联系，组织起义，配合解放军作战。华野先后派朱林、杨斯德、孙秉超等人进入第三靖绥区与何、张取得了联系，并根据解放军的要求，进行了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1948年10月底的一天，何基沣假借到前线视察军务，悄悄地把杨斯德和孙秉超二人送到韩庄，秘密通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安全返回曲阜，向粟裕、陈士榘汇报情况。粟裕赞扬了杨斯德的工作细致，并亲自敲定起义方案：淮海战役发起时，何基沣、张克侠所部按计划在阵前起义，让开运河防线，控制运河上所有桥梁，确保我军顺利过河；起义部队联络口令为“杨斯德部队”，夜间反穿棉衣，手电光明灭三次；起义时，杨斯德在贾汪前线指挥所协助何基沣、张克侠统筹指挥。孙秉超在第一三二师协助师长过家芳指挥。李连城在第团协助张兆芙团长指挥。
11月4日，杨斯德和孙秉超再度潜入贾汪，作具体部署。通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三个半师2.3万余人，在何基沣、张克侠将军的率领下，于1948年11月8日毅然高举义旗，让开了东起台儿庄，西至韩庄的运河防线，致使徐州东北门户洞开，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第七、十、十三纵队顺利渡过运河，迅速插到徐州以东，切断了陇海铁路，截断了黄百韬兵团向徐州的退路，并控制了徐州国民党军东援的有利阵地，从而为歼灭黄百韬兵团，顺利实现中央军委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意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1月9日，起义部队渡过运河北上，到达指定的集结地点。11月28日，何基沣、张克侠等6位起义将领联名发表起义通电。毛泽东、朱德联名于12月10日回电：“你们在徐州前线率部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极有助于革命战争的发展。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改进官兵关系与军民关系，以便早日出动与人民解放军并肩作战，为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而奋斗。”杨斯德因组织起义有功，由正团级提升为副师级，1949年10月，担任南京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孙秉超荣立特大功一次。
贾汪起义的胜利，洞开了通向徐州的大门，使得国民党军运河防线出现了大缺口，缩短了华野围堵黄百韬兵团的时间，给淮海战役的胜利开了一个好头。电影《佩剑将军》便记述这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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