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点赞了一位90后济南小伙刘继阳。小刘在自己的馅饼店难以为继、准备停业之时，在店门口制作了一个大招牌，提醒顾客来退之前办理的充值卡余额。担心通知范围有限，他还用自己的社交账号广而告之、多次提醒，唯恐遗漏。
人无信不立。这位小伙的行动，其实就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修身准则与立业法门———诚信。我们的先民认为，“信”是存乎天地之间应具备的自然品质。比如成语“深孚众望”中“孚”字，就做“信”意解。“孚”与“信”的关联，源于人们观察到，“鸟之孚卵，皆如其期，不失信也。”如同鸟儿对于鸟卵如期守时的呵护，信也应是人们所应遵循的客观规律。我国古代婚姻“六礼”，除了“纳徵”之外，其余五礼中，男方使者去女方家都要带雁，大雁作为见面礼必不可少，取其“随时而南北，不失其节”。对于自然界这种讲信守时的生物，古人在生活中都存着朴素的推崇之义。
《礼记》有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和睦协调，使得部落时期的人们得以在客观条件恶劣、社会生产力低下的环境生存下来。《论语》中，子贡曾向老师孔子请教为政之道，孔子答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孔子认为，为政要做到国有足粮，府有强兵，并且还要使人民信服。子贡又问，假如形势所逼，在此中必须选择舍弃一个，您会选择哪一个呢？孔子的回答是，先弃军备。子贡又追问，如果还需去掉一项呢？孔子答道：“去食。”他坚持“信”是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保有的，原因在于———“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他把取信于民、为民存信作为统治者施行政道所应守的第一位遵循。
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从变法之初，就非常重视取信于民。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城门立柱”中，商鞅兑现了将城门木头搬到城北的重金赏赐，靠重信守诺荡平人们对变法的怀疑。
宋元明清时期，农业、手工业以及商品贸易得到长足发展，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在这个阶段，诚信的作用愈加重要。北宋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中，就在《市易法》中设置法纪保障商业信用，商贾可以向官方设置的市场管理机构“市易务”抵押物品，赊购一些货物再到市场上售卖。明清时期，晋商、徽商等商帮欣欣向荣，其赖以经营的基础，就是基于诚信、团结理念而形成的商帮信用体制。
在我国传统的文化品格中，“信”是君子基本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也是大力倡导的美德。“信，德之固也。”(《左传》)“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诚“是君子要坚持的修身之本，对己诚实、对人诚恳、对世真诚，是每个人都应有的道德追求。”信“是处事原则，与人交往要彼此信任，处理事务要首重信用。君子就要以诚信修身，行规范之事。
现代社会，重信用、守约定的契约精神是各项事业健康良性发展的基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中，我们把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诚信“美德郑重地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共同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领导下，诚信体系建设有了更为坚实有力的思想政治引领，在经济建设、基本生活、网络空间等领域具备了更为健全的法律和规范，守信激励机制和失信惩罚机制齐头并进，共同构建了新时期的社会信用体系。国无信不强，业无信不兴，人无信不立，诚信是全社会共同价值取向和行动指针。
12月7日，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就举办了一场以“诚信”为主题的盛会———“2020中国网络诚信大会”。代表我国经济发展重要领域的网络建设者、参与者、平台经营者们共同发出了《尼山倡议》，“铸诚信之魂，行诚信之举”的倡导铿锵有力。“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的配图中，刘继阳年轻的面庞上，闪烁着我国传统文化中对“诚信”这一美德坚守的光芒。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所倡导的“诚信”准则，也必定在青年人激流勇进的新时代筑牢。
(河南警察学院张玉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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