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斓志》
书中插图
张光茫
苏轼是北宋的文坛宗师。他文韬武略兼备，从政40余年，政绩卓然。一生虽历尽坎坷，却乐观旷达，追求美好，还是一位千古留名的美食家。近期，当代著名作家张炜推出其解读苏轼的作品《斑斓志》。书中，张炜用独到的才华，“力避俗见”解东坡。
写苏东坡的书，实在太多，角度各有不同。《斑斓志》既不是传记写法，也不走学术之路，而是以专题讲座的形式，由苏东坡颠沛流离的一生提炼出不同主题词，每个主题词之下是若干生命细节的观照。从“不自觉的强势”“真伪自由书”“一生刑赏”到“从娇客到弃石”“煎耗养颓”“直击沦落客”“异人三视”，最后再到“不可套语解东坡”“走不出的迷宫”，近一百三十个标题，每题都紧扣独思，拨动心弦。书中将心比心的诚恳、过人的知性，读后时而激越时而屏息，既痛快淋漓又耳目一新。
张炜借苏轼之口，解读了世道人心。在“醉与醒”话题下，张炜总结道：“如果一个人的醉，有时是沉溺于庸俗的友谊，满足于私情和廉价的情感，那么这一定是危险的，实际上是另一种麻木和沉沦。一朝从厄运中惊醒，会发现那些可耻的背叛者，原来竟是平时的亲近密友……诗人写道，‘人伪相加有余怨，天真丧尽无纯诚。徒自取先用极力，谁知所得皆空名。’这是醒者才能说出的话，当为我们记取。”很难讲这是张炜从苏轼那里领悟到的，还是在以苏轼印证自己对世道人心的感悟。
书中凝结着借古讽今的意识。在话题“汉语的深处”下，张炜解读了苏轼写给友人李常(黄庭坚舅父)的《李氏山房藏书记》，在苏轼的时代，雕版印刷普及，书籍供应大增，书籍从难得的奢侈品变为易得的平常之物，苏轼感叹“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张炜联系到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数字化阅读，批判道“他们借助于数字搜索技术，认为一切皆唾手可得，由此以来又何止是游谈无根，而直接就是轻浮的过客，是空心人，诗与思、真理与谬误，所有的一切都与我们了无干系，冷漠变为常态，我们成为知识和思想的势利之徒：用则寻，不用则弃，它与我们的情感，更不用说心灵，真的不再有深刻的联系。”
张炜多次提到乌台诗案，认为正是这炼狱之火成就了诗人：“这一场文字狱、一场旷世冤案之后，这位天才人物的心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就在这里，他攀上了诗与思的最高处，那是穷尽一生才能达到的高度。”张炜论说诗人的政治立场：“苏东坡并不是那种轻易就范于成说的人，他既能坚执，同时又是一个博采广纳的人。他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改革派，而是一个求真派和务实派。”但是，苏东坡即便在最痛苦的时候，在着力反省和自我追究的时候，“也没有达到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类人物的状态，没有那样震撼人心的追问和探求，特别是强大的罪感”。此处之中外类比过于牵强，有点苛求古人了。
张炜对苏东坡和王安石二人的比较，就远比大多数人要客观。绝大多数人总是将两人推到两个极端，既然是政敌似乎就必须水火不容忠奸分明，所以大凡写苏东坡的文章或书籍都对王安石过于诋毁。张炜就公正得多，能够承认“他们两人都是北宋王朝的能吏与文豪”。其实王安石当时最大的两个政敌苏东坡和司马光，对其个人的评价都挺高，他们都是君子，政见国策之争一步不让，这是公事，但这种争吵不会延伸到私仇，反而是后世没有他们那样的君子人格，以庸常之人的心思去度量君子的心理。
张炜站在一个相对客观的位置，冷静而深入地解读已经概念化的苏东坡。这里面有对误解的反驳。比如《世间恩怨》一讲中，对前期全力反对新法到后期部分肯定新法一事，有人视苏东坡为出尔反尔的投机主义者，张炜直指此说“荒谬”，于苏东坡恰恰“充分表现了理性和求真的力量”。更多的，则是对苏东坡一些坊间定论的再阐发。在《迷宫》一讲中，对于苏东坡“乐天派”的形象，张炜指出：“其实这些文字有一大部分是正话反说。对于他而言，这不过是一种自我引导，是强调和鼓励，以求得解脱。”对于“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的豪言，张炜认为“这是人生的大言，大言可以不惭，也只有苏东坡可以做得到”，不必当真。
书名为“斑斓志”，苏东坡一生确实斑斓多彩，然其内心一直是儒家学说的忠实实践者，其才情掩盖不住，随时随地都能洒碎一片金光。中国文人的人格理想，一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二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以说，正是这两种可亲可敬的文化人格，让苏东坡更久远地影响了后人，赢得了众人的心灵共鸣。
(来源：《湄洲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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