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古代经济史大师全汉昇先生在《唐宋帝国与运河》这本书中爬梳了大量史料，以论证隋唐大运河的开凿原因和其在帝国兴亡中的重要作用。
隋亡之后，大约一千五百年间，人们对隋炀帝开凿大运河这件事可谓议论纷纷，以诗为证：比如“那堪重问江都事，回望空悲绿树烟”，劳民伤财要永享繁华富贵，不料转瞬皆成空，这是悲哀叹息的；也有大力讽刺的，比如“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说隋朝要不是灭亡了，估计隋炀帝能一直浪到海南岛；也有谨慎点赞的，比如“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指出隋炀帝恣意享乐固不可取，修大运河的功绩仍足以彪炳青史。
各家各话，各有道理，若要作者全汉昇选一句，我觉得老先生很可能要选唐人皮日休的这句诗，“应是天教开汴水”。隋炀帝开运河是老天爷唆使的？对，按本书的观点，大运河工程的幕后推手的确是老天爷。这可不是在宣扬迷信，在现代语言里，我们通常把“天”这种力量，叫做“时代的客观形势”。在那个时代节点上，大运河属于不得不修，就算隋炀帝不修，也会有其他人物出来修。
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初现雏形的时代。隋唐大一统帝国的客观形势，和上次秦汉大一统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即军政中心与经济重心在地理上两相分离。
秦汉时期，西北关中地区，不但山河险要，是国防重心，同时沃野千里，也是农耕经济的重心。而隋唐时期的军事政治中心，因为国防和地理的关系，仍旧像秦汉那样留在北方，可是，由于汉末以后战争频繁，北方生产事业大遭破坏，而屡次的衣冠南渡却把知识和技术带到南方，使得南方经济资源得到充分开发。
经济重心已迁移到南方去了，而军政中心却仍在北方。这可是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在军政中心聚集了大批军队和官吏群体，常年需要大量的物资供应，而当时的关中已经供养不起了。如何把军事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顺畅连接起来，凝固成一个坚强牢固的整体？这就是摆在隋唐大帝国面前最严峻的问题。
为解决这问题，一条沟通南北的大运河，便应运而生。自开通以来，它便成为了隋唐乃至北宋帝国的大动脉，它的通滞与帝国兴衰紧密相连———运河通，则帝国兴，运河滞，则国运替。大运河，也因此成为了帝国命运的晴雨表。
大运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古时期的经济地理，也催生了一大批繁荣的历史名城，甚至让某些原始的宏观调控成为可能。
比如说，洛阳和开封这两座古城，之所以能在唐宋称“都”成“京”，就是拜大运河所赐。在唐代，女皇武则天甚至把东都洛阳誉为“神都”，将近二十年时间都在洛阳办公。事实上，从唐太宗起，中央政府经常会在洛阳和长安之间来回搬迁。为什么要这么折腾？说句大白话，因为“长安供不起，洛阳有饭吃”。洛阳处于大运河北端，由江淮经运河北上的物资都先在那里集中，然后转运长安与北方各地。位于运河北段的汴州，也是如此。北宋吸取前朝藩镇割据的教训，在军政上采取强干弱枝的政策，中央政府和军队更为庞大，对物资的需要比唐代更高一个量级，经充分衡量后，经济需要压倒了山河之险，不得不将政治中心放在了汴州。
此外，大运河把中国纬度、气候、物产、文化风俗不同的地方联络起来，势必促进商品交换、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共同构成繁荣灿烂的帝国光景。沿河的一系列城市，如镇江、杭州、扬州、睢阳、宿州、泗州等，都先后成为南北交通的重要码头，并发展为繁华的城市。可以说，在“春风十里”“二十四桥”“东南形胜”“十万人家”的歌声里回响的，是大运河的脉动。
北宋在强盛时期，甚至借大运河之力，创造性地实行了一些国家宏观调控———在沿运河各州设立发运司和转般仓制度。发运司备有巨额本金，在农产丰收的时间和地点平价购买粮食，贮藏在各州各路的转般仓里，当某些地区由于歉收或者事故，没有按期把米运到时，会由发运司把贮藏的物资运往汴京，歉收的地方则按平价交钱来代替实物。这样既保障了税收，也让歉收地区不必大费周折高价购粮，甚至可以及时得到赈济。依靠大运河，帝国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实现了供求调节和地区平衡。
可见，运河畅通的时期，就是帝国全盛的时期，反过来，运河阻滞也伴随着帝国的衰落。
在安史之乱和唐末时期，武装割据势力各霸一方，运河这条大动脉被切断，南方物资再不能大量运往北方、支撑政权的时候，大唐帝国便随着经济基础的动摇而力量削弱，以至于灭亡了。这个现象甚至表现在文学作品里。读过《水浒传》的人，一定记得一个词——生辰纲。“纲”，是指北宋漕运船只的编队。在宋徽宗时期，发运司把籴米本钱孝敬了喜爱艺术的皇帝，权臣蔡京兴花石纲之役，运送物资的漕船被奇花异石挤占。运河这条大动脉不能再为帝国输送养分，北宋灭亡便也指日可待了。
而在南宋与金国对立时期，大运河的江南段曾支撑南宋偏安百五十年，但整体上，这条沟通南北的大动脉已经荒废。在经脉断绝的条件下，南宋和金自然都没有力量来对抗漠北的新兴民族，从而分别陷于崩溃的命运。
大国基建，功过兴衰，是百千年之事，研判的眼光，也需百千年之远，这也许是《唐宋帝国与运河》给读者最大的启示。(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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