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表明，基本完成工业化之后的国家，如果能够兴起广泛而持续的慈善运动，整个社会就会实现稳定的转型和提升。19世纪后期的美国和英国，都曾出现较为强劲的慈善运动，慈善家捐建学校、图书馆、医院和公园等公共设施，对贫困人口施救，倡导社会改良， 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贫富矛盾的缓解并大大提升了欧美社会的文明，展现了慈善的社会凝聚力量。对我国而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慈善既能够发挥社会稳定器的功效，更能够承担提升社会文明、凝聚道德和社会价值的积极功能。

 我国社会持续不断的捐赠热情印证了这一点。2008年和2010年，我国的捐赠总额均超过了1000亿元，而在2006年以前，全国年捐赠额只有100亿元左右。在企业捐赠居于主导地位的同时，公众的捐赠也在不断增长。

 此外，慈善创业的大幕已经拉开。以老牛基金会捐建儿童博物馆为例，我国慈善家开始直接投资建设具有提升社会文化水准功能的项目，有社会影响力的公益投资开始发展。还有一些有社会意义的公众捐赠项目，比如“免费午餐”等，促进了相关社会政策的完善。这在世界慈善史上都是不多见的。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很多人对现代慈善还相当陌生，在发展的进程中出现一定的偏差和一些质疑是完全正常的。这，缘于对现代慈善基本知识缺乏了解，甚至完全依照传统慈善的观念来批评现代慈善。现在看来，我国社会学习现代慈善的确还需要一个过程。

 这也对慈善体制与政策改革提出了要求。我国慈善的门槛还太高，平民慈善的社会体制还未形成，慈善事业还没有成为一项重要的职业。以注册基金会为例，各国的注册几乎都没有资金数额的限制，目的就是鼓励普通人特别是家庭注册小型基金会，方便家庭特别是儿童参与捐赠，我国则限定至少有200万元的原始基金。门槛太高，平民慈善、社区慈善就不容易开展，而慈善的生命力则主要在社区和家庭。只有鼓励公众在社区内积极参与社会事业的奉献，才会建成现代慈善的社会基础。

 另外，慈善项目不具体，人们只能在灾难到来之时捐献，也是发展现代慈善事业的重大挑战。而对于股权捐赠以及慈善投资等深层次问题的规范，我们更缺乏经验。应对这类挑战，需要我国社会广泛共识的形成，特别是有关政策研究者与制定者的积极行动。

 尽管许多人对当前的社会道德水准有不同程度的担忧，但我国的慈善事业已呈现出健康的发展趋势。在这一领域，人们更多地以奉献、宽容和修养来展现自身的价值；许多慈善家乐于奉献，更多的年轻人以慈善创业精神来建立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使命的服务型组织，人们在慈善界，可以更多地感受到我国社会道德建设的希望所在。我们也有义务推动慈善事业走向完善。

 （王振耀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