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建立本科预警淘汰机制。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大学办学正在为回归常识而努力。如何给大学生合理“增负”，提升他们的学业挑战度，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和专业志趣，求真学问、练真本领，成为大学面临的挑战。本文立足中国现实，从实证层面提炼和检验大学本科教育中高影响力教学实践的核心要素及其影响作用，尝试为未来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调适和变革提供科学性指导，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大学面临的挑战 学生学业倦怠志行脱节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以往精英阶段所谓的“升学者均持有明确且强烈的学习目标和积极性”的同质性假设、“学生个体与院校组织之间高度匹配”的前提条件遭遇挑战。学生群体在入学前学业基础、学习动机、需求期望等方面渐趋异质化，出现“志行合一型”“目标探索型”“志行脱节型”以及“学业倦怠型”四种类型。
持有明确发展目标且学习积极的“志行合一型”是最为理想的学生类型，也是精英阶段传统教学对象的缩影。随着高等教育即将迈入普及化阶段，这类学生在我国本科院校中的总体占比仅27.6%。即便在“985”院校和“211”院校，其比例也仅为24.4%。究其原因，研究型大学的学生多为高考竞争中的胜出者，然而由于基础教育阶段长期应试文化的浸润和过度应试竞争的煎熬，入学后这类高分学生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陷入自我生涯发展目标模糊，甚至出现学业投入燃烧竭尽的症候群现象。
为此，无论研究型大学，还是普通本科院校，其所面对的主要学生群体包括：虽然自主性学业参与度较高、但对未来尚未形成明确规划的“目标探索型”学生（占比10.4%），既无明确的自我发展规划、自主性学业参与也较低的“学业倦怠型”学生（29.2%），虽抱有清晰的自我发展目标定位、却在行动上滞后的“志行脱节型”学生（32.8%）。
需要关注的是，我国学生缺乏自主性学业参与现象背后有着深层因素。首先，学生个体的自我同一性危机、生涯目标模糊和自我认知不足问题不容忽视。当代大学生多数是独生子女，父母的过度溺爱与保护使该群体在性格行为方面存在惰性显著和自我独立性相对薄弱等特征。其次，该群体所处的宏观环境——后扩招时代的劳动力市场求职压力——导致学生为提升就业竞争力而普遍选择就学期间过度实习或毕业后继续读研。令人担忧的是，这种选择又使学生将自我发展目标缩小至短期内学分和绩点提升的单一尺度，呈现出明显的工具主义特征。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谈及教育危机时指出：“如果人被迫只顾眼前的目标，他就没有时间去展望整个生命。”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实施的“高校教学质量与学生发展监测”项目调查显示，本科院校中将近42%在校生对于未来没有清晰的生涯规划。
学生群体的异质化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当前我国本科教育所面临挑战的复杂性和不明确性。面对不同学生类型的特质与需求，我国本科教育需要做出针对性的调整与转型，来推动“目标探索型”“学业倦怠型”“志行脱节型”学生向“志行合一型”学生的逐步转化。
高影响力教学实践 有效促进学生获得成功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公共管理主义和社会问责机制的引入，全球投向高等教育的视角发生深刻变化。政府与社会的关注重点已不再是基于哲学理念范畴的高等教育功能等应然层面的期待，而是聚焦于高校学生的增值性发展。如何有效促进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获得成功，例如提升其大学就读期间的学业成绩、持续就学率以及毕业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可就业能力，成为20世纪末期以来欧美高等教育学界关注的核心议题。
1986年夏，齐克林（A.W.Chickering）和甘姆森（Z.F.Gamson）邀请高等教育院校影响力、高等教育组织、经济学和政策评估等研究领域的学者，举办了为期两天的工作坊。工作坊基于可实现、可理解、可实施、可推广使用的原则，整合集体智慧，形成了翌年3月发表在美国高等教育委员会公告首页的《本科教育有效实践的七大原则》，对全美本科教育实践与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2005年美国大学院校协会号召高校积极探索博雅教育新范式，通过教育变革，培养能适应和驾驭21世纪严峻挑战的学习者。2007年协会发布《新全球化时代的大学学习》报告，倡议在大学教育中引入包括新生研讨课与新生体验、通识体验项目、学习共同体、写作强化课程、协作性作业或项目、本科生科研、多样性或全球化学习、情境化的服务学习或社区学习、实习、高年级顶点课程项目的十大高影响力教学实践，体现了以往二十余年美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成果向院校教学实践的转化与应用。
以2006年为分水岭，我国高校本专科招生的年度增长率从此前的两位数降至个位数水准。2007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目标，2019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报告进一步将“未来高等教育竞争力明显提升”纳入未来十五年的主要发展目标。这意味着扩张阶段暂告段落，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经历了从外延拓展向内涵发展的范式转换，质量提升成为新时代发展的主旨。
随着高等教育发展范式的转换，过去十余年也是我国院校影响力与学生发展研究快速崛起、跃升为高等教育研究核心主题之一的重要时期。然而随着学术研究的积累与深入，如何从稻壳中区分麦粒，从数量众多的研究中凝练出高等院校人才培养中“切实可行”且“有效贯彻”的信息，明晰大学教育中的高影响力教学实践（high impact educational practices）的内涵要素，成为该领域研究迫切需要回应的现实课题。
用教学实践影响学生发展 高影响力教学实践的六大要素
调查研究和实证分析显示，我国高校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机制中高影响力教学实践由六大要素构成。
高影响力教学实践的第一要素是建构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发展的教学管理制度、研究显示，优化教学管理制度、降低毕业总学分要求对促进学生的自主性学业参与、逐步清晰自我发展目标，推动其向“志行合一型”转化具有显著影响。院校需要充分理解学分制概念内涵，在强调课堂学习的同时，将课外学习纳入学分制教学管理框架之中。针对目前部分院校毕业总学分要求过高的现状（从国际趋势而言，一般所需学分总量分布在120～140学分之间。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本科院校的平均毕业总学分要求为163学分，其中“985”院校为156学分、“211”院校为170学分、其他普通院校为168学分），院校需根据学科特征，适度降低总学分要求，合理控制学生课内学习时间，为学生在课外开展自主性学习和探究、丰富多样化大学参与体验提供充分的弹性和自由度。这也是保障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重要前提。此外，学分制的实施需要充分考虑该学习制度框架中高校教师的重要职能和作用。其一，学分制不仅是衡量学生学习时间的测量单位，而且是评估高校教师教学工作量的测量单位。根据学分制概念内涵中的课内和课外学习两大要素，院校需要将教师的课外指导答疑时间（Office Hour）纳入教师教学工作总量的考评范畴。这既形成了教师课外教学投入的激励机制，也为学生在课外开展拓展性阅读或科研探究提供了有效支持。其二，学分制作为教育模式，是以选课为核心、教师指导为辅助、通过绩点与学分衡量学生学习质与量的综合教学管理制度。为此，在赋予学生自主选择权的同时，院校需要引入导师制，为学生学业发展提供指导与支持。
高影响力教学实践的第二要素是规制和参与相互交融的教学方法。“学习者中心”范式正在成为当前全球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主导方向，但需要引起我国高等院校高度关注的是，课堂教学方式是基于课程教学内容和学生特质等结构性要素的策略选择，规制范式与参与范式并非简单对立，不能陷入非此即彼的理解误区。“学习者中心”的参与式教学范式成功的前提条件是，教学情境中的学生不仅仅“存在”，更重要的他们是“主动”学习者。针对我国学生普遍存在的学业倦怠和目标缺失现象，我们发现不能简单否定规制性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尤其不能忽略其在提升“学业倦怠型”学生学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为此，院校需要明晰学生群体的特质，针对学生在课堂教学情境中的懈怠与注意力涣散现象，有机整合多种教学策略或工具，以调动和激发学生在行为和思维层面的课堂参与积极性。规制式课堂教学方法的适度引入要求学生在课程前后预复习，不但使学生掌握稳定的知识体系，推动学生开展课外学习，而且为课堂教学过程中引入小组探究、课堂讨论、案例解析等参与式教学方法，促进学生深度学习奠定重要基础。
高影响力教学实践的第三要素是强化课堂场域外专业教师、辅导员和学生之间的师生互动。雅斯贝尔斯强调，与心灵隔离的训练不同、与文化传递的教育不同，人与人的交流是双方的对话和敞亮，交流能使人理解他人与历史，理解自我与现实。我们的研究印证了课堂场域之外的师生互动对其他类型学生向“志行合一型”学生转化均具有促进作用，其中对“学业倦怠型”学生的作用尤为显著。这表明教师在课后为学生提供辅导答疑、对学生的学业表现给予及时的反馈和鼓励，辅导员为学生提供学业、品德等方面的支持，是有效教学环境的重要构成要素。构建良性的课外师生互动，不仅需要专业教师的积极投入，更不能忽略辅导员与专业教师间的协同合作。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系中存在条块分割和部门分割的特征，这导致高校内部人才培养机制存在专业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分割、教学工作与学生工作分离、教师队伍与学工辅导员队伍孤立的割裂化运作模式。研究表明，课外师生互动需要改变专业教师和辅导员的职能分割状态，从制度层面建立两类教师之间的整合与协作机制。
高影响力教学实践的第四要素是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校园经历或体验。研究表明，课外自主学习的强化、学术科研的体验、课余活动的参与以及各类社团组织中的责任承担经历，能增加其他类型学生向“志行合一型”学生转化的可能性。与其他要素相比，该要素对于学生成功转型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普适性。然而，多样化校园经历的效用虽得到有效验证，付诸实现却面临诸多障碍。其一，现行高校教学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生开展多样化体验的时间与弹性。其二，就业压力导致学生为了提升求职竞争力而普遍出现过度实习、攻读双学位、继续读研的倾向，不可避免地对其拓展多样化校园体验形成挤出效应。其三，现行高校人才培养制度中，本科生科研参与的受惠者往往局限于少数学业表现卓越的拔尖创新人才，尚未形成学生群体全覆盖且可持续参与的制度平台。未来如何突破经费、资源、教师指导不足等方面的限制，将多样化校园参与经历或成果纳入院校教学课程或学分认可的制度框架，成为未来本科教学改革的可为之举。
此外，保障高影响力教学实践有效运行还需要两大支撑要素，分别为优化高校经费配置和完善学生支持体系。
分析表明，对学生发展形成显著影响的财务要素并非生均支出，而是人员支出占比。研究结果传递了重要的政策启示，即单纯扩大院校经费投入规模并不能直接带来教学质量的提高；相反，提升教师薪资待遇、优化人员经费的配置结构对于学生的成功转型、提升学业成就具有显著增值效应。鉴于我国高校经费支出长期存在“人员支出低、公用支出高”特征，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和财政政策趋紧，资源约束可能成为新经济常态下高校质量提升的瓶颈，如何优化经费配置结构、提高经费使用效率，将成为未来高校管理者需要解决的紧迫议题。
有效的教学经历，特别是提升课程挑战度，必须发生在支持性环境之中。所谓“支持性环境”并非手把手帮扶或降低学业标准，而是构建鼓励学生勇于面对智力性、情感性挑战与承受风险的院校环境。研究发现，院校通过提供新生适应指导、创新创业教育、心理健康咨询、海外访学留学、学业辅导等机制所形成的综合性学生支持体系，对于“学业倦怠型”和“目标探索型”学生的转型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为此，加快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人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是保障学生支持体系干预成效的重要保障。（作者：鲍威，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774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