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新义
王翔千夫妇
1957年反右扩大化，王希坚被错打成“三人反党集团”的首领，内定为“极右”，开除党籍，撤销职务，行政级别由12级降为15级。其后，他的妻子刘炎也因为与其“划不清界限”而受到牵连，被错打为阶级异己分子，同样被开除党籍，撤职降级。对于王希坚被打成右派，最了解他的同乡臧克家很难过，他说：“王希坚被打成右派全在于他这个人太实在，太耿直了，他哪有什么右派言行，只不过是说了几句公道话而已！希坚是个好人，是一个永远值得信赖的朋友！”。
1957年至1959年，王希坚下放到桓台县的侯庄和桓台酒厂劳动改造。他没有心灰意冷，仍然坚信党，坚信人民群众。他在打油诗《劳动乐》中自得其乐：“犯了错误大，得来劳动化。塞翁失其马，我失臭尾巴。”最基层的劳动者往往是最纯朴善良的群体，相处久了，他们认定王希坚是个好人，并不在乎他是什么派，和他成为知心的朋友，把他看作可以依赖的兄弟。见他身体弱，就不让他干重活，有好吃的也想着他。劳动群众对他的关怀与温暖，使他深感慰藉。他感慨之余写下了《桓台农民》一首诗：“桓台农民心眼明，待承右派似宾朋。自夸马列权威者，不及乡人有水平。”还有《忆侯庄》一诗：“患难相依情意深，推心置腹感知音。身遭贬谪心常乐，永忆桓台劳动人。”这首诗可以说是王希坚经过多年的坎坷、饱含泪水的感悟和感叹。也只有在他身遭厄运时才能深刻体会到，人间自有真情在，人的水平也不在权位的高低。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年幼的子女们更加想念爸爸，但却无法见爸爸一面，唯一的表达方式就是写信问候，过年时寄去兄妹们精心自制的贺卡。这种质地粗陋的贺卡在王希坚的眼里却是无价的珍宝，他将贺卡悉心珍藏，珍藏起孩子们的思念，也珍藏起这特殊年代的礼品。直到他去世后，早已成年的子女们在整理遗物时才发现，他们少年时代赠给父亲的礼物，父亲竟珍藏几十年，睹物思情，百感交集，这就是王希坚作为一个父亲与子女们终生难以忘怀的情结！
1959年国庆节前后，王希坚作为社会上有影响的头面人物，第一批摘掉右派帽子，重新回到省文联工作。帽子虽摘，政治上却仍备受歧视，多次因为无端的“翻案”问题备受批判。他在《山东文学》干了一段时间编辑之后，又转为搞专业创作。当时文艺界时兴所谓“三结合”的创作方法，即领导出思路，英模人物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王希坚用他的写作技巧，代人写过多篇作品，仍然是勤恳为之，一丝不苟。这期间，他“人间毁誉无暇计，战火硝烟忆昔时”，他辛勤耕耘，写出了长篇小说《雨过天晴》，出版社也已打好清样，但终于还是被搁置一边，直至十几年后才得以出版。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王希坚作为老右派，自然不能幸免，被造反派关押批斗，刑讯拷打，备受折磨。1968年，他的孩子们都要下乡插队了，临行前去“牛棚”与父亲告别，令孩子们惊讶的是在他们眼前的父亲已经变得陌生得几乎认不出来，他们见眼前的父亲，须发已经苍白蓬乱，神情麻木，父子相对竟无一言，只有泪水在各自的脸上流淌……
1970年，王希坚随省直机关“五七”干校到泗水县城关七街下放劳动。暂时脱离无休止的批斗，心情自然放松一些。他写过《1970年下放泗水》一诗：
岁月久蹉跎，悲欢逐逝波。
文联二十载，教训一何多。
弃旧离黑窝，迎新泗水河。
农村风物好，壮志未消磨。
劳动心常乐，乘风喜放歌。
年虽五十二，朝气自蓬勃。
天地诚广阔，高山亦巍峨。
生活从此始，往事作前车。
劳动之余，他独自演习高等数学，研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更有意思的是，在泗水劳动几年，王希坚竟带出一批围棋徒弟，正是：
二进牛棚文革中，
又是揪来又是斗。
这次且喜老牛多，
摆下围棋当教授。
徒弟中长进较快的是写过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的刘知侠，他们回济南后仍经常相聚畅谈，对弈于工余饭后，树下庭前，他们那孩子般悔棋让棋争执不下的情景，令人捧腹。王希坚自小爱下围棋，打成右派后，“举鼎拔山恨未能，唯余小技在棋枰”(《棋迷》)。他经常去大明湖畔的“历下棋社”习棋，交上几角茶钱，便可下上一天。他的藏书中，古谱占了很大比重。他写过《围棋》诗一首：
且从纸上垒城池，
布阵堂堂兵将齐。
攻守杀伐学孙子，
腾挪闪转比拳师。
鬼神星宿听驱使，
天地风雷共转移。
莫道逢场权作戏，
人生百岁一局棋。
王希坚晚年多次参加山东新闻界和济南市的围棋比赛，屡获佳绩，还取得了国家围棋协会颁发的业余三段证书。
“文革”后期，王希坚更多的时间则是闲居在家，任凭派性争斗无休无止，他习以为常，泰然处之。王希坚在《牛棚碎稿》中有首《嘲派性》的小诗，很能反映他当时苦中取乐的幽默：
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笑。
我死你成灰，都是好肥料。
然而，作为“一心为党倾全力”的革命者，王希坚却长期被打入“另册”，这几次被剥夺写作权力的时期，也正是他创作的盛产期，令他深感孤寂惆怅。他的一首《游子吟》写道：
人有家园树有根，飘流一叶雁离群。
天涯何处寻芳草，魂梦难羁游子心。
得失无意 宠辱不惊
在残酷的战争和艰苦的生活中，王希坚经过父亲王翔千的介绍和同在革命队伍中的刘炎相识，后经过长期革命感情的积累，于1944年冬，在抗战胜利的曙光中结婚。
无茶无酒少来宾，
战地成亲我两人。
敌炮声声连夜放，
犹如奏乐庆新婚。
王翔千夫妇(前第二排右二、右三）与王希坚夫妇(前二排右一、后排右一）及孩子们。摄于1952年春节。
1946年至1948年，他们先后有三个儿子出生，皆以出生地命名，曰临沂、雪行、肖辛。由于部队流动性大，王希坚与刘炎又不在一个单位工作，长期不在一起生活，也根本无法带孩子，家庭的观念也被淡化了。孩子出生后便就地寄养在当地的农民家，夫妇二人便奔赴前线，王临沂是寄养在临沂的农村取名临沂；二子出生是在莒南县的雪行村，也寄养在当地农家，因此取名雪行；三子肖辛是出生并寄养在诸城瓦店的小辛庄取名肖辛。兄弟三人谁也见不到谁，更见不到父母，自然，做父母的也很少见孩子一面，直到进城后才陆续把孩子们接入济南，孩子们这才认识兄弟。1951年又生一女，仍按出生地历城取名小力(晓莉)。这种全家团圆的生活没过几年，王希坚又被打成右派，孩子们在社会歧视中，在自卑心理的折磨下渡过他们的童年和少年，到文化大革命更是雪上加霜，王希坚又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这时，孩子们刚刚成人，三个儿子都下了乡。老大王临沂下乡到了单县，至今一直没回济南，三中全会以后，王希坚终于被平了反，亲友们劝他托托人把大儿接回城，可是，以聪明著称的王希坚却没有学会走后门。
二儿、三儿长大后同样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在农村一起下乡的同学们都参加了民兵，可他们却没有资格。当年鬼子来了，爷爷、爸爸、妈妈、姑姑、叔叔……一家人都拿起刀枪去战斗，可如今，他们连当民兵的资格都没有，一起下乡的同学们都去开民兵会，他们没有资格参加，只好呆呆地躲在一边。他们走到哪个单位都要由领导出面介绍这“黑五类”子女的改造情况。三子王肖辛回城后当了工人，一起工作的青年都脱产到天津去学开机床，只有他一人没有资格去，留在厂里干着笨重的体力活。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王肖辛凭着自己的努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山东师范大学，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公平竞争的欢乐，可后来政审不合格又取消了他的入学资格。第二年政策宽松了，他又去考学，这次是考上了山东大学，但是心有余悸的校方还是把这个成绩优秀，但家庭“有问题”的学生转给了别的学校。沉默不语的王希坚在子女们面前只有负疚的权力。王肖辛自幼喜爱文学，是他兄妹中唯一有可能继承父业搞文学创作的后辈，他在二十岁刚出头的年纪就发表过几篇小说，这在当时刊物很少的情况下是极不容易的，亲友们为之高兴，当时王希坚已经平反，恢复了文联副主席的职务，亲友们劝他给肖辛调换一下工作，到文联的下属部门搞文学创作，为他提供一个发挥和发展文学才华的环境，这对身为副主席的王希坚来说并不是难事，可是王希坚却执意不肯，他说：“利用职权安排子女的事我不干，我不能带这个头。”他斩钉截铁，没有商量的余地。这也正是他的父亲——山东党组织创始人之一的王翔千所期望的革命者的标准！
生命之树再逢春
1978年王希坚已经进入花甲之年，这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1979年，王希坚终于盼来了党对他的公正对待，他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这对于王希坚无异如重沐春光，这种心情是难以表达的，他在《浣溪沙·恢复党籍》这首词中，写下了他当时的激动心情：
浪子何尝不恋家，
十年困顿傍天涯。
团圆月影隔窗纱。
极目苍穹追鸿雁，
惊心歧路避龙蛇。
锦笺捧读泪如麻。
1979年10月，王希坚怀着喜悦的心情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并与他的堂弟王愿坚一起再次当选为理事。在同年6月召开的全省第四次文代会上，他重新当选为省文联副主席，并任省文联党组成员，兼任《山东文学》主编。后又连续出席省政协第四、五届代表大会，当选为委员，并任文化组组长。时年62岁的王希坚，又开始了他生命的第二个春天。
在繁忙的领导工作和为办好《山东文学》奔波操劳之余，王希坚按捺不住创作的冲动，先后写出了短篇小说《牛棚诗人》(《山东文学》1979年4月号)、《牛棚棋手》(《山东文学》1980年5月号)、《李有才之死》(《人民文学》1980年5月号)、《亲人之间》(《柳泉》1980年第1期)、《天上档案馆》(《文汇月刊》1980年7月号)和中篇小说《忧天》(《山东文学》1986年2月号)等。这些作品，对十年动乱中种种丑恶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极左错误的历史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对错误路线的受害者给以充分的肯定和同情。作者一改过去单纯叙事性的创作风格，以充满深刻哲理和浓厚抒情的篇章，打动和感染读者。
《李有才之死》不但是王希坚新时期创作的优秀短篇，也是山东省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代表作之一。作品巧妙地利用了赵树理笔下《李有才板话》中的人物，续写了他的命运，从“文革”十年向纵深开掘，深刻探索给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带来祸患的根源。借用这一文学形象，借鉴赵树理的板话文风，挥洒生发，从反右斗争、大跃进运动，一直写到“文化大革命”。作品的开篇序诗是：“有才不如无才好，刚直不如随风倒，要想不戴右派帽，闭起眼睛跟着——跑。少用脑，少思考，不同意见少发表，常说‘是’，别说‘否’，顶撞上司不得了。”作品十分坦率地指出，反右是对直言者不公平的惩罚，是对乖巧者不光彩的奖励。李有才被戴上右派帽子回故乡改造时，又碰上“大跃进”：卫星上天、大炼钢铁、每亩播种200斤……种种荒诞绝伦的怪事使他目瞪口呆。他带着许多不解与惶惑，怀着期待与诚挚，终于在造反派的棍棒与多年疾病的折磨下结束了生命。王希坚“续写”的李有才坎坷的一生，形象而沉痛地控诉了极左路线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创痛，为含泪九泉之下忠于党的事业的知识分子唱出了一支悲壮而哀怨的曲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希坚有暇曾三次回他日夜思念的故乡，第一次是1981年应潍坊地区文化局之邀，来参加地区在诸城举办的小说创作笔会，他兴致勃勃地在会上作了报告，为潍坊作者的成长作指导，为培养故乡文学新秀畅谈创作体会，并提出殷切期望，令与会者深获教益。第二次回故乡是1982年，他应邀参加“诸城党史史志老干部座谈会”，在这次会上他遇到了许多战争年代的老战友，参观了诸城的新变化，令他激动不已。第三次是应诸城市委的邀请来参加老干部座谈会，令人遗憾的是这次他刚到诸城就接到省委宣传部的电话让他返回省城有要事，他只好匆匆归去。越到老年，对故乡的深情就越加浓厚，他写过多首怀念故乡、赞美故乡的诗，如：
超然台上昔曾游，
马耳常山一望收，
古迹无存人燕处，
城郊市内起层楼。
佳节清明念故乡，
儿时好景未能忘，
每当纸鸢凌空起，
仰首歌吟望远方。
这些诗句充分表达了这位文坛骄子对故乡无尽的眷恋。
1990年，王希坚离职休养。离休后，他潜心旧体诗词的创作和诗歌理论的研究。“峥嵘岁月随春去，老蚌含珠且赋诗”(《和孙朴风同志》)。他担任中华诗词学会理事、山东省诗词学会副会长、《历山诗刊》主编。所谓《历山诗刊》编辑部，除了几个兼职的同志帮忙以外，实际上从审稿、改稿、定稿、编排、送印、发行，以至与全国各地众多作者和诗社的通讯联络，主要靠王希坚一人承担。他不顾年老体衰，以一个普通脑力劳动者的本分和可贵的童心，不辞辛劳，精益求精，每信必复，逐稿推敲，倾注了全部心血，先后出版30余期，直至病危而不辍。
1995年7月6日，王希坚因患癌症不治辞世。临终前，托其三子整理选编出版他的诗词集，名曰《心影集》。所集诗词795首、诗论12篇，反映了他一生的经历、情思、向往和面世哲理；中国革命现代史的历程，均在字里行间留有心影印痕。王希坚病危中亲写四句小诗代序，回顾总结了自己的一生：“少年无意计征程，老大回眸半喜惊。一卷诗词留心影，半生忧乐付清风”。
王希坚的妻子刘炎，是济南黄台电厂的离休干部，于2000年7月21日病逝。他们白头偕老的结合，有王希坚《金婚自庆》一诗为证：
从戎投笔结良缘，
逝水滔滔五十年。
聚散相依情切切，
安危常伴意绵绵。
青春虎穴同甘苦，
白发牛棚共暖寒。
人世沧桑惊岁晚，
金婚疑梦艳阳天。
他们身后留有三子一女。王希坚对子女一贯要求严格，从不为他们搞任何特殊，其长子至今仍在偏远县城的园艺场里当普通工人。他留给子女们《诫儿辈》一诗：“愚公壮志敢移山，赖有儿孙代代传。莫恋安居图饱暖，卧薪尝胆越雄关。”
这首诗是王希坚一生所遵循的自律标准，也是他对子女最殷切的嘱托。（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