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宪明

    学术界谈论山东各县市历史文化，有“诸城厚，安丘透，博山秀”之说。用一“厚”字概括诸城文化，其内涵当然是非常丰富的。除了“深厚”外，还可引申为“博大”。而要成就深厚博大，自然需要漫长的历史积累。
    诸城作为中国两千多个县市之一，她与我们伟大祖国的命运休戚相关。一部诸城文化史，其实就是一部源远流长、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史的缩影。

史前时代

    “天地洪荒虞帝出，千年人说诸冯村”。在遥远、漫长的史前时代，诸城处在中夏文化与东夷文化的交界处。两种文化的交流、碰撞，使这一地区文化高度发达，充满活力。这两种文化孕育的古代先民最杰出的代表虞舜，我们不必指定他为诸城人，自然也不必指定诸城市区北面不远的诸冯村就是虞舜的出生地。但说虞舜身上凝结了古代诸城先民的优秀品质，这是毫无疑问的。呈子、前寨、闫家同等古文化遗址发掘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生活用品和装饰用品，也验证了远古诸城先民的聪明智慧。  中国古代讲究“严夷夏之辨”，这里的“夏”是文明、进步之邦，“夷”则是野蛮、落后的异类。史学界有“东夷非夷”之说，意思是“东夷”只是地域的指称，不带有贬义色彩，《山海经》说东夷有君子国，可与此相发明。这种观点强调东夷文化与中夏的同质性甚至领先性。
    读读《尚书》中的《虞书》，看看“东夷人”大舜的风采，再拜观诸城呈子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遗物——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壳，美仑美奂的蛋壳黑陶，东夷人文与当时中原相比，真正是“何陋之有”。等到禹帝敷土，潍淄既导，这一地区久浃王化，更无夏、夷的差别了。

我市博物馆馆藏蛋壳陶杯(新石器时代)

先秦两汉时期

    先秦、两汉之际，是诸城文化史上最辉煌的一段时期。处在齐鲁之间的诸城文化，通变至道，经师辈出。孔子的得意门生、女婿公冶长是诸城人(其坟墓至今仍在诸城北部锡山之下)，家学心传，直接圣人，他对诸城一代儒学，自有开创之功。后来则无论齐学、鲁学，还是今文、古文，大都能在这里找到其代表人物。传《易》者有孙虞、王同、梁丘贺、梁丘临、鲁伯、邴丹、王横。传鲁《诗》者有王扶；传齐《诗》者有伏氏子孙(伏理、伏堪、伏黯、伏隆、伏恭、伏无忌等)、师丹。传今文《尚书》者，有伏氏子孙、殷崇；传古文《尚书》者有王横。传《礼》者有徐良。传《春秋》者有王中、贡禹、莞路、左咸、徐子盛、承宫。传《论语》者有王卿、贡禹……梁启超在《近代学风的地理分布》一书中说：“山东邹鲁，孔孟实生；齐稷下，方术之士聚焉。自昔为文明渊丛。两汉经师，什九为齐鲁产，盛矣！”
    两汉经学，齐鲁为盛。齐鲁之间，又当首推诸城。真可谓孔孟既没，斯文在兹。当战国纷争，秦楚扰攘，文献存亡之际，东武经师，口传心授，抱残守缺，守先待后，其功业足以彪炳千古。岂但经学，黄老百家在这一地区，也曾极一时之盛。安期生、卢敖、盖公，在这一地区的活动情况，至今有文献可征，有实地可考。(秦始皇与安期--丘生，陈寅恪《文集》第一篇，论定道家产生于山东沿海。)
    诸城经学的繁荣，还有力地带动了周围地区，使中华文明圣火在黄海之滨，潍水两岸，绵延不绝。东汉末年中国学术界囊括大典，兼综百家的一代儒宗郑玄，虽然是高密人，但“山东无二郑”，其祖庭在诸城南部的马耳山。郑玄先祖郑宾，就曾师事东武名儒，《春秋》、《论语》经师贡禹。与三国时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的先祖诸葛丰，闾里相望，师出同门。
    在两汉之际，这一地区的学术气氛又是空前开放的。赵岐避难安丘而“温故知新”作《孟子章句》(与郑玄三礼、毛诗注，皆列《十三经注疏》中)，董仲舒为胶西相而作《春秋繁露》，他们与本地经师，必有讨论之谊。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时代环境，诸城在先秦曾一度是南北文化的交流中心。春秋、战国之际南方的吴、越、楚一度强大，它们与老牌霸主齐国争夺对诸侯的支配地位，诸城一带就是前沿。越王勾践曾一度把国度由会稽并海北迁到诸城东南部的琅琊山下；齐国防范楚国进攻的长城，横贯诸城南部。秦汉之际中华文明在古琅琊地区百川汇海、发扬光大，运会所聚，自然非止一端。
    自五胡云扰中原，衣冠南渡，其中不乏诸城士族。山移于会稽，穴通于姑苏，邑侨于毗陵。或虚或实，隐约可见诸城先民迁移的脚步。据《晋书》徐邈传，“属永嘉之乱，遂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晋明帝时，因其人民在今江苏省武进县西南侨置姑幕县，属南徐州。姑幕原在诸、莒之间，介青徐二州之间。这千余家中必然有诸城人。并且这也不会是仅有的一例。毫无疑问，他们的到来，极大地推动了迁居地区文化的发展。“被发文身”的蛮服之邦，后来成为人文源薮，诸城先民亦有拓荒、播种之功。

南北朝至隋唐时期

    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佛教在弘佛与灭佛(或限佛)的间歇中顽强发展。诸城所在的海岱地区是当时佛教中心之一。这一时期是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黄金时代。有学者指出，原诸城城西龙兴寺(北朝石佛寺，唐以来称龙兴寺，俗称石佛寺)故址出土的以卢舍那丈八佛石雕头像(“中国第一笑佛”)为代表的佛教造像，是以青州龙兴寺造像为代表的“青州风格”造像艺术的先导。其实它还可以说是唐代洛阳龙门造像艺术的重要先导——龙门石窟中最伟大的作品大卢舍那佛像，其建造者就是在密州出家并在密州悟道的净土宗实际创始人善导！
    唐朝政教，起八代之衰，诸城文化在这一时期也有所恢复。五代时汉司空孙晟、宰相莒国公苏禹珪，皆唐末遗才。据《旧五代史》苏禹珪传，禹珪父苏仲容，“以儒学称于乡里，唐末举《九经》……累赠太师”，犹能远绍秦汉乡贤。

宋代

    宋代由于印刷术的推广使用，兼之崇文重儒，文化生活空前活跃。诸城人文也再度出现繁荣。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赵氏世家。南宋楼钥《攻愧集》卷九十八《龙图阁待制赵公(粹中)神道碑》：“公字叔达，密州诸城人，家世多以文发身，号东西赵。西有丞相清宪公，而公则东赵也……诗律酷似唐人，杜诗韩笔，深造精诣”。赵粹中精礼学，宋宗庙大典，经他议定。西赵则世传《周易》、《左传》。南迁后，赵氏家族仍科第联翩，仕宦不绝。赵氏家族的赵明诚，虽宦迹不足称，他和妻子李清照广收图籍，精研金石，成就之高，古今罕有其比。“翻书赌茶”故事，更是艳传千古。
    宋代绘画发达，诸城人张择端的长卷《清明上河图》，不仅是这一时代，而且是中国绘画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
    宋代乐府词独步千古，苏轼曾在这里开一代风气，创作出《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江城子·密州出猎》等脍炙人口的华章。李清照、侯寘，皆列两宋六十名家中。南宋初年诸城人徐大用曾出乐府专集，虽已一字不传，但其好友陆游所作《徐大用乐府序》，至今仍存《渭南文集》。陆游在文章中也道出了苏轼所谓“除却东武不解歌”的奥秘：东武“山川气俗，有以感发人意，故骚人墨客，得以驰骋上下”。这其实也涉及到密州区域文化精神和国民地域个性的问题。
    北宋后期的密州，曾是中国北方对外商贸、文化交流最活跃的地区。密州的港口板桥镇(今胶州市)，南连二广、福建、淮、浙，北达京东、河北、河东，东通高丽、新罗，既是中国沿海运输的枢纽，也是对外商贸、文化交流的前沿。神宗熙宁四年(1071)，高丽国王王徽，脱离契丹，修贡宋廷，板桥镇在沿海各大港口中与高丽相距最近，自然成为两国交通的门户。朝廷命令在此地修建高丽馆、打造船舶，以柔远人。
    哲宗元祐三年(1088)，应密州知州范锷之请，在板桥镇设市舶司。《宋史》卷一百八十六载范锷疏，有云：“板桥濒海，广南、福建、淮、浙贾人，航海贩物至京东、河北、河东等路，运载钱帛丝绵贸易，而象犀、乳香珍异之物，虽尝禁榷，未免欺隐。若板桥市舶法行，则海外诸物积于府库者，必倍于杭、明二州。”张择端绘画，特擅舟车市集，与当时密州地区商贸活跃的环境，也有一定关系。《清明上河图》中，可能也有密州板桥镇的影子。
    北宋末年，金兵压境，诸城士族，再次南渡。金元之际，浩劫轮回，这一地区文化，又出现低谷。《金史》载诸城人邹谷，曾官泰宁军节度使；《元史》载密州人于大本，官信州总管；明万历《诸城县志》载元代王致道，曾官尚书。不但人数少，事迹也不足道。

明清时期

    从明嘉靖年间开始，经过百余年休养生息，诸城文化又恢复元气，并从此长盛不衰。明清两代诸城人文，堪与先秦两汉相媲美。翟銮、刘统勋的相业，邱橓、刘果、刘启的吏治，张侗、王钺的理学，刘燕庭、王锡启、李煜章的金石学，李澄中、丘元复、王赓言的诗，丁耀亢的小说、戏曲，刘墉、徐会沣的书法，窦光鼐的制艺，王化贞、臧应詹、刘奎的医学，王既甫、王冷泉、王柞祯、王宾鲁、王露的古琴……皆为宇内所推重。
    诸城自明万历年间明空禅师在五莲山建光明寺，其后百余年间，佛教极盛，山东四大禅寺，在诸城者二：五莲山光明寺、九仙山牟云寺。法侣胜游，往来络绎。其中有当时佛教界领袖、临济宗嫡传、被顺治皇帝尊为弘觉国师的木陈禅师，木陈门下首座天岸禅师(亦曾受顺治帝礼重)，天岸门下首座灵辔禅师，嵩山少林寺适庵禅师……他们与五莲、九仙僧人泰雨、海霆、象峡及众多的诸城遗民、文人徜徉林泉，观空观色观兴亡，较量机锋，驰张棒喝，时有胜解，见于康熙《五莲山志》、《卧象山志》，连篇累牍。李象先《织斋文集·法庆堂上和尚(灵辔)传》：“先是，师随弘觉赴召京师万善殿结制，章皇帝赐紫衣，今大学士冯公(溥)谓师宗风道力，嗣弘觉、天岸和尚，滹沱津梁，在吾青矣。”
    清代为青州府属县。
    清代“乾嘉盛世”，是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辉煌时期，其间刘统勋、刘墉父子先后入相，窦光鼐曾为嘉庆帝之师，他们选贤任能、定疑决难，同时对满清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政策予以潜消默夺，为缔造、维持“盛世”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民间有“乾隆帝，坐江山，刘罗锅子半拉天”之谣，正所谓“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近现代

    民国以来，在军政文化各界活跃的诸城人，更是灿若群星。
    旧民主革命的巨擘刘大同、吴大洲，国民党左派重要领导人路友于、范予遂，国民党改组派主要负责人王乐平，前国民党空军总司令王叔铭，中国农工民主党总部组织部部长王琛林，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山东小组的王尽美、王翔千、王象午，现代文坛上的诸城作家群王统照、臧克家、王愿坚、王希坚、陶钝、孟超，演艺界的蓝苹、崔嵬、李仁堂……他们在波澜壮阔的现当代历史舞台上，充分展现了诸城人的风采。
    21世纪，我们将迎来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序幕刚刚拉开，诸城又一次脱颖而出。过去“好学重儒”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发扬光大。诸城的教育、文化、科技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人才辈出，大有长江后浪推前浪之势。  相对而言，今天诸城人在发展经济特别是在发展工业、商贸等方面，大刀阔斧，锐意进取，勇创名牌，精神魄力，更是前无古人，为全省乃至全国，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外贸、得利斯、福田汽车……已经成了诸城文化新的景观。
    对于诸城历史文化辉煌灿烂，贤豪辈出这一现象，人们曾做出种种解释。或曰山川雄秀，感发人意；或曰疆域阔大，人才自众；或曰重视传承，薪火不绝；或曰兼收并蓄，有容乃大；或曰循良接踵，导扬风化……这些解释是有道理的，不过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诸城文化能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儒家经学中，诸城人对《易》学情有独钟。孙虞、王同之学，直接孔子，两汉《易》学经师，东武独多。据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唐宋间诸城赵氏，“自来家传《周易》”。《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一载，秦桧任密州教授时，有一隐者预言他将来会作宰相，当时名儒游酢也在密州，勉励秦桧：“隐者甚验，幸自重。”这位“知几其神”的密州隐者，可能也精于《易》理。
    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著名作家王统照先生还对《周易》怀有特殊的感情。他的短篇名作《读〈易〉》曾被闻一多等人交口称道。《周易》的基本精神就是变动不居，与时偕行。诸城又称“龙城”，龙之为物，神明变化，乾健不息。这都与当今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正与伟大祖国一同行走在民族复兴之路上的当代龙城人，回顾故乡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绝对不是为了沉溺在曾经的辉煌中固步自封，而是为着继往开来，在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之梦的征途中，创造更大的辉煌，无愧于古人并无愧于来者！
       (作者系诸城人，现为潍坊学院文学院教授)

我市博物馆馆藏《刘诸城家书真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