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春，王乃征在省立第十三中学上学。这天上午刚放学，同级同学王希坚找到他说：“乃征，我父亲要见见你。”
王乃征不认识王希坚的父亲，更不知道为什么要见他，就疑惑地问：“为什么要见我？”王希坚神秘地一笑，没有解释，只说：“一会儿见了你就知道了。”
他们来到学校斜对面的一家饭馆，只见一个头发蓬松、留着八字须的四十多岁农民模样的人站起来，惊喜地对他说：“终于找到你了！”
王乃征见眼前这个人虽然有些土气，但有些深陷的眼窝里却闪烁着深邃的目光。
这人就是王翔千。
王翔千出生于1888年，诸城相州人。19岁在齐鲁中学肄业后，考入北京译学馆，学德文。他接触了一些西洋文化和进步书刊，成为了一个新派人物。1911年，他从译学馆毕业后，有个亲戚介绍他到德国人管理的胶济铁路局工作，他拒绝了这份待遇优渥的工作，说：“我是中国人，不能当洋奴，不去为外国侵略者卖力。”他那时就具有了强烈的爱国思想。
王翔千回到济南，在《齐鲁民报》工作一段时间后，于1913年回到家乡开办了相州国民学校，对青少年进行新文化、新思想教育，并优先照顾穷人孩子入学。
1920年秋，王翔千与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发起成立了“励新学会”，1921年协助王尽美创办《济南劳动周刊》，王翔千任主编。1921年春，王翔千与王尽美、邓恩铭秘密成立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山东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不久，他同王尽美、邓恩铭等发起成立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7月，中共济南地方支部成立后，王翔千负责组织工作。
1923年，王翔千同王尽美主编《晨钟报》，经常撰写揭露当政时弊的文章，文笔尖刻，被王统照用诗形容为“讽刺能涂指蠹奸，爱憎清辩笔先传，每朝民报争来读，韵语白文曲意宣。”
1924年国共合作后，王翔千与王尽美一起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山东省临时党部执行委员。1925年3月，王翔千任中共山东地委委员。
1925年下半年，由于受到反动当局的通缉，王翔千被迫离开济南，辗转回到家乡。
回到家乡后，王翔千一直想与王尽美家人联系，终于在1932年找到了王乃征。
王翔千亲切地上下打量着王乃征，欣喜地说：“和你老子一个模样！也很虎实。”
他见王乃征疑惑地望着自己，忙自我介绍说：“我叫王翔千，是你父亲在济南时的战友。你回家对你奶奶一说相州街上的六爷，她准知道，有人还叫我六嘲。”他说着自嘲地笑起来。
从此，王翔千就负担起王乃征上学的全部费用，并时刻关心着王乃征的成长，他用行动表达着对革命以及革命战友深切的感情。
有一次，学校有人让王乃征加入一个什么组织，王翔千坚定地对王乃征说：“要加就加入你老子那个党。”对党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1928年秋，在白色恐怖之下，王翔千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他心里始终装着革命事业，仍然坚持革命活动。在他帮助下，1927年孙仲衢回乡成立了诸城第一个党支部。1928年，省委巡视员刘子久到诸城指导农民运动时，王翔千给予了积极协助和掩护。他还发展王润存、陈文启夫妇、臧克家等人入党。抗战爆发后，王辩、赵志刚夫妇来到相州，在王翔千支持下成立了诸城临时县委，开展抗日斗争。为了革命，他让自己六个儿女先后都参加了革命。
当家乡沦为敌伪统治区后，尽管家庭生活很困难，王翔千仍然拒绝给伪政府做事。他在以刻印章、卖烧肉维持生活的同时，继续把他家作为地下党的秘密工作站。
新中国成立后，王翔千当选为山东省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山东省政协委员、山东省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并在省政协驻会工作。
1956年5月29日，王翔千去世，终年68岁。真可谓：为有革命多壮志，肝胆相照报党恩。一心向党赤胆心，全家皆为革命人。
送王尽美灵柩回乡的诸城人
王尽美病重后，虽然在党组织安排下住进了青岛的医院进行治疗，但他并不配合，感到花那么多治疗费对他已经毫无意义，还不如省下来用作革命活动经费。
母亲多番劝说也无济于事，眼看着儿子被病魔折磨得痛苦不堪，就托人找王象午进行劝说。王象午既是诸城老乡，又是王尽美多年战友，在王尽美住院这些日子里，他时常前来照看，只要有什么需求，他都尽量去办。他为人实在，做事老成，深得王尽美母亲的感激与信任。
王象午出生于相州中曹村的一个地主家庭，后来去济南工业专科学校读书，与王尽美、邓恩铭等人一起发起成立了“励新学会”、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济南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等。
他在《劳动界》周刊第十七册上刊发了第一篇关于山东工人运动的报道，并且在《山东的实业教育》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改革教育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的斗争观点。
1922年1月，王象午与王尽美等人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大会。
王象午于1922年赴青岛，以胶澳督办公署工程课工作为掩护，与邓恩铭等人开展革命活动，成立了中共青岛党支部，他负责组织工作，并参与了青岛纱厂大罢工。
王尽美的母亲见王象午来了，赶紧迎到门口，悄声指着躺在病床上的王尽美说：“他大哥，你瞧他都病成这个样子了，还是不打针不吃药。每次看着他咳嗽得死去活来的样子，我心里就像刀割一样。”说着低声抽泣起来，“可是无论我怎么劝，他都不听！他从小就倔，只要他认准的理，你就是用三头牛也拉不回来。”
王象午忙低声安慰说：“我劝他，让他一定听医生的话，好好配合治疗。”
王尽美的母亲欣慰地说：“你说的话，也许他会听。”
王象午勉强地笑了笑，心想：我们都交往五六年了，他是什么脾气我还不知道？他革命意志坚定，但是更固执，只要他以为对的事，别人很难改变。
为了不让王尽美的母亲失望，他还是试着去劝说王尽美。
他刚走到病床前，正处于昏睡状态的王尽美忽然睁开眼，一见他就焦急地问：“罢工开展得顺利吗？恩铭他们还好吗？”
看着眼前这个曾经像钢铁一样坚强的革命斗士，现在竟然病得瘦弱不堪、形销骨立了，王象午感到十分伤心，未经开口，就先哽咽起来。
王尽美安慰说：“不要难过！生老病死是人间常事，我死不足惜，只是我万想不到会死在病床上。”
王象午动情地说：“尽美，只要你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一定会好起来的，我们还等着与你一起并肩战斗呢。”
王尽美摇摇头苦笑道：“我知道这种病是治不好的。”他又用充满友爱的眼神望着王象午，“象午，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好。但是既然治疗已经没有意义了，为什么还要白白浪费药费？把省出来的钱留给同志们做活动经费更有意义。”他说着又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嗽得全身抖动着，母亲赶紧过来给他捶背。
王尽美握住母亲的手说：“娘，你们的恩情我领了，我的病情既然已经这样了，就不要再逼着我治疗了。”
母亲悲伤地点着头，潸然泪下。
王象午看着王尽美又大口大口吐着鲜血，悲痛地喊道：“你就是为了减轻病痛也得用药啊！”
王尽美凄然一笑说：“只要你们早日取得罢工的胜利，比让我吃什么药都强！”他牵住王象午的衣袖说：“你还没告诉我罢工的状况。”
此时，青岛的工人运动正处于最危急的时候，作为工人运动主要领导者的邓恩铭，由于受到反动政府的通缉，已经被迫离开了青岛；工厂主不但不答应工人提出的罢工条件，反而态度更加强硬；反动政府又在蠢蠢欲动，伺机向罢工工人举起屠刀。
为了不让王尽美担心，王象午不能说出罢工的实情。
他迟疑了一下说：“你安心养病吧，等你病情好转了，就会看到我们胜利的曙光。”他怕自己经不住王尽美再三逼问，就以工作忙为借口，赶紧离开了病房。
1925年8月19日，王尽美病逝。
王象午不顾天气炎热、路途遥远，亲自把王尽美的灵柩送回了诸城大北杏村，让王尽美的英灵终于安息于他的故里、安息于乔有山下。
教书育人一世情
1933年秋天的一个上午，位于相州镇宋家庄子南门里路东的相州王氏私立小学校园里一片欢腾。在全县统一会考中，相州王氏私立小学得了三个第一，被誉为校长好、老师好、学生好的“三好学校”。县长李承绶亲自为学校题写了“栽培功深”“科学昌明”两块黑底黄字的大匾额。
相州各界名流纷纷前来学校祝贺。一位细高个、白净脸、头戴礼帽、身穿深蓝色长袍的三十出头的人，微笑着谦恭地迎接着前来祝贺的客人。
这个人就是相州王氏私立小学校长王志坚。
谁会想到，这位谦和文弱的知识分子，在十年前竟然是一位热血沸腾、充满斗志的革命勇士。
王志坚出生于1899年，诸城相州七村人，1917年跟着堂叔王翔千去济南求学，先考入省立一中，后复转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北园分校，与王尽美是同班同学，并住同一个宿舍，两人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
王志坚与王尽美参加完五四运动后，为反对省立一师腐败的教育方式，他发动全校学生开展了一次“学潮”运动。随后，又与王尽美等人一起发起创立了“励新学会”、济南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1922年，王志坚与王尽美等人去莫斯科召开远东大会。之后不久，他又参与成立了中共济南地方支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王志坚从省立一师毕业后，参加了王乐平组织的“平民学会”，后到青岛胶澳中学教书。不久，去冯玉祥的部队任军部秘书，由于看不惯部队的不良作风而退出。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王志坚对政治产生了厌恶，去杭州半山寺出家为僧，最后被他哥哥王铁佛找回故里。在亲戚朋友劝说下，他决心不问政治，一心从事教书育人，恢复了一度停办的相州王氏私立小学，接任校长，开始了长达近十年的教学生涯。
他选贤任能，选聘思想开明、有学识、有才能的人士担任教师，并且大胆改革教学内容，倡导与实施陶行知提倡的“知行合一”教育理念。同时，他还注重对学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在抗战前夕，他指导学生绘制了一张东北四省的地图，挂在教室过道的上方，地图左边写着“哀我东北”，右边写着“何日收回”。在校园周围墙壁上挂着一些蓝色木牌，他用白漆亲自书写上“打倒帝国主义”“我们一定要收复失地”等标语口号。
他虽为校长，但是在教学中也是亲力亲为，以身作则，他除了担任五年级班主任，教授语文外，还兼任六年级史地课。同时，为了开办学校他常去“化缘”。
1938年，日寇入侵诸城后，学校停办，王志坚辗转于青岛、泊里教书。1945年诸城解放后，他到县教育局工作。
他的一生是教书育人的一生。
不计名利惟做事
1939年，赵志刚离开相州奔赴抗日前线，王辩留下继续坚持抗日斗争。
时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的朱瑞与王辩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当他听说王辩还留在相州敌占区后，很担心，就让赵志刚把她接到解放区。赵志刚说：“那里的工作需要她。”朱瑞说：“她作为一名有着十五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为革命留过学、坐过牢、四处奔波，吃了那么多苦，我们这里更需要她。”
按照王辩的年龄和资历，应该安排在省委机关工作，她却主动要求到基层工作。她对组织部门的同志解释说：“不是机关工作不重要，是因为我喜欢在基层做点具体事。”
组织部门的同志感到很为难，因为留她在省委机关工作是省委领导指示的。王辩不想让他们为难，就想直接去找朱书记。组织部门的同志说，朱书记不在，要过一段时间才回来。他们建议王辩先待在机关里，等朱书记回来再说。
这时，一个文化干部模样的中年男子来到组织部，一进门就急切地问：“都过去半个月了，我们报社申请要的人员怎么还没去报到？”
组织部门的人有些为难地说：“我们一直在积极物色着，只是还没找到符合你们要求的人选，政治过硬、文字功底扎实、又有编辑经历，还要吃苦耐劳、甘愿跑基层……你瞧瞧，这么多要求，一时半霎上哪找？”
那位报社的干部说：“《大众日报》可是咱们山东分局的机关报，朱瑞书记十分重视，要是因为缺少人手而影响了工作，这个责任谁来负？”
组织部门的人忙解释说：“我们知道，我们比你还着急，但是你们要的可是个金疙瘩，并不是一把土，说伸手抓过来就抓过来，我们尽快。”
在院子里，王辩正好遇到那位报社的干部，就问他：“你们那里缺什么样的人手？”
那干部看了看王辩，漫不经心地说：“缺编辑，也缺记者，只要是这方面的人才都缺。”“你看让我去你们那儿怎样？”“你？”那人用审视的目光上下打量着王辩，见她穿着普通，还有些土气，充其量就是从农村出来的女革命，与文化沾不上边，就敷衍说：“我们是与文字打交道的，不是舞枪弄棒。”
王辩有些生气地说：“你这个人太官僚了吧！你没试试，怎么知道我只会舞枪弄棒？我明确告诉你，我当年在济南女师上学时，组织过‘读书会’、当过编辑。”
王辩见那位同志没言语，觉得自己刚才的话有些过激，就有些抱歉地说：“同志，我这人说话做事就这样直来直去，别往心里去。你看，你们先让我过去试试怎样？”
那位同志说：“过去试试？你说的倒容易，我们报社在沂水，离沂南好几百里地呢。”
王辩不以为然地说：“好几百里地算什么，我都从关外走到老家诸城，又从诸城走到我们解放区。”那位同志惊愕地望着她，对眼前这位其貌不扬的女同志有些刮目相看了。
他说：“只要组织部门同意就行。”
王辩又找到组织部门，要求到《大众日报》社工作。工作人员不敢做主，王辩说：“如果上级怪罪，我愿承担全部责任。我现在在机关也是闲待，还不如先到他们报社干点事。如果朱书记回来还想让我留机关，我再回来就是，权当去帮工了。”
组织部门的几位同志商议了一会儿，就同意了，但嘱咐王辩说：“这可是你自己要求的啊！”王辩爽朗地说：“当然是我自己要求的了，如果你们不放心，我可以写个证明，证明我王辩是自愿申请到报社工作的。”
组织部门的同志被她的爽快劲逗乐了，说：“这倒不必。”接着让王辩回去等通知。当那位报社的同志听说组织部门真的让王辩去他们报社工作时，还是有些担心。组织部门的同志对他说：“有什么好担心的，你们这次算是挖着宝贝了！”
组织部的同志向他介绍起王辩的履历来：王辩出生于1906年，山东诸城人，从11岁随父亲王翔千到济南读书，1920年夏考入山东省立济南女子师范学校，1921年参加了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发起成立的济南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转入中共党员。1925年在济南竞进女校任教，同时任青年团济南地委书记、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候补执行委员等职务。1925年，受党中央派遣，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工作，后被捕入狱。1930年出狱后，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开展地下工作。1938年回到山东老家相州开展抗日工作。
那位报社的同志听了王辩的经历后惊讶地说：“还真是一位老革命同志啊！”
组织部门的一位同志笑着说：“她人不老，正是年富力强的好年纪，只是党龄老。”另一位组织部门的同志说：“朱书记说她是山东最早的一批团员与党员，党龄比他还早啊！说她资格老、政治过硬，为人坦诚爽朗，做事泼辣扎实，是我们山东解放区难得的一位革命女同志。”
介绍完后，组织部门的同志就问那位报社的同志：“对于这样的同志，你们还有什么担心的？”那同志忙说：“没了没了！感谢你们推荐给我们这样难得的人才。”
沂水属于沂蒙山地区，这里的工作条件很艰苦，但是王辩不怕吃苦，经常在基层跑，每到一处都和劳动妇女在一起同吃住同劳动，并针对落后山区存在的包办婚姻、童养媳等封建陋习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1946年，她当选为山东省妇联理事兼保育部长，但她从未到妇联上班，还是在基层做具体事。
“做具体事”一直是王辩工作的座右铭，也是她选择工作的主要标准。建国后，她先是在山东图书馆工作，后来调到北京图书馆工作，都是在具体岗位上做着具体事。
1978年，她离休后，先后抱病撰写了《从“五四”到山东党组织的成立》《济南八年》《白山黑水》《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前前后后》《青年拓荒者—记王尽美同志建党初期活动》等20余万字的革命回忆录，为中共党史提供了大量的宝贵材料。
在她八十岁寿辰时，弟弟王希坚为她写的“早年为党献青春，女界山东第一人。万里苏京攻马列，三秋东北战清贫。家乡抗战凭指引，弟妹从戎鼓信心。八十高龄犹奋进，抚今忆昔著宏文。”这首贺寿诗，很好地概括了她革命的一生。
1987年4月11日，王辩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潍坊市王尽美革命事迹教学基地“诸城党史里的故事课题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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