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泉
那天回老家探母，刚进村口，陡然看见几户村民“撺伙儿”杀猪的场面，不由思念起小时候过年的一幕幕情景。
杀猪分肉
我是个标准的六零后，那时，是大集体时代，生产队就是社员们生活的家：吃、喝、穿、住、医、玩样样都管，其中最吸引人的就算过年杀猪分肉啦。
每过腊月二十，临近小年，生产队每年都是要杀猪的。我们二队是村里的富裕队，队里的饲养院管理得最好，所以年年都要宰杀几头大肥猪，更是队干部们引以自豪的事。
记得1971年腊月，也是队里杀猪日。我们队宰杀了四头大肥猪，每头足有三百斤重。我哥当时是队里的民兵排长，算是队委会成员，分肉日深夜能有吃肉喝汤的“特权”，当然，带上我也能一饱口福。晚饭后，哥领我去饲养院拿猪肉。说是拿，就是抓阄抽份儿。那一年，第二生产队可是放了“卫星”，喜获好收成。决定每个社员分3斤猪肉，可把其他两个队羡慕坏了。
寒冬腊月晚上，生产队场院。队里点上唯一的一盏汽灯，地上铺几张破旧苇席，上面堆放着十几份猪头、猪蹄、猪下水拼成的“杂碎儿”。这些都是要顶猪肉分量的，是社员们最不喜欢要的。因为我年纪小，哥哥说我人小手贵，不会抓阄抓到“猪下水”的。抓阄开始了，我呢，不负“家”望，真的没有抓到那些东西，让全家人悬在半空中的心落了地。看着眼前一大堆18斤肥肉，一家6口的高兴劲就甭说了。
一毛钱的“干炸儿”
过年了，我们这些“唆孩子”们才不馋什么鲜亮衣服、漂亮家具来，唯独值得炫耀的就是谁手里“干炸儿”多。那个年代，物品价格真便宜。单说“干炸儿”爆仗，一毛钱能买30个。一大把攥在手里，身边立时就有了前呼后拥的大小喽啰，如果能舍得分给每人一二个，一下子在小伙伴群里就有了身价和威望。可是，一毛钱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金贵啊！
我家的隔壁邻居“四大爷”有做爆仗的手艺，做爆仗需要硝、磺、木炭做燃料。最好的木炭要数用苘杆儿焚烧的。当时，我们家每年都把苘杆儿免费给他，换的他送我一二百个“干炸儿”，免得花钱去买，这是我在同伴面前最值得骄傲的事了。
拜年攒压岁钱
过年给长辈儿拜年，能得压岁钱，是我们最得意的事情。正月初一一大早，我就穿上干净衣服(常常是哥姐穿过的衣服改做，娘给洗干净)，自个儿去给爷爷、伯伯、叔叔们拜年(从不喜欢给奶奶婶婶们拜年，她们没钱分发)。进门，一声稚嫩嘹亮的“爷爷，过年好！”，“扑通”一声跪倒地上磕头，磕头必须磕三个。站起身来等长辈们给一毛钱，钱到手，忙不迭地放进布兜，手上、裤腿上的灰尘才不管呢，脚不沾地地奔第二家去，好得到第二个一毛钱。一个上午下来，能得个四五毛钱，比得个金山银山都高兴。可惜，晚上都会被娘“敲”走多半，手里能剩个一二毛就知足了。
有一年正月初，跟随爹娘去38里远的无忌东疃村舅舅家探亲。自然磕头问好大礼行过，舅舅当场给了五毛压岁钱(记得是我童年压岁钱的最高记录)，乐得我蹦了好几个高！
“北杏梆子”和香油馃子
在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那个时候，正月初儿看大戏是人们唯一的文化盛事，过年乐事。每年隆冬季节，人们猫冬。北杏村是方圆十几里最大的村子，北杏梆子是他们的村戏，远近闻名。这些戏曲都是大队召集村里的业务戏迷们义务排演的，村里给每个演员出点儿微薄的补贴。只有大村或富村才有这个能力举办戏场啊。
从正月初二开始，大约到初六结束，村里就在庄东头大水汪搭台唱戏。记得最有名的剧有古典戏《回荆州》《打金枝》《女驸马》《杨门女将》；现代戏《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等。主要角儿有主演佘太君的“封大个”、扮演郭建光的“贺大眼”、饰演杨子荣的“郑麻子”、还有专门吹奏唢呐的“穆一曲”，只是这些老人们有的早已仙逝，有的老态龙钟，当年魅力无穷的庄户戏也失传已久。虽然是庄户剧团的演出，水准较低，演员技艺平平，可台上演员的表演劲头足足；观众都来自七村八店的百姓，兴致浓浓。
台上唱念做打，台下叫卖声声。最惹人眼馋的是“香油馃子”。小花篓里整整齐齐摆放的香油馃子，粗粗短短，仅有拃把长。说是香油馃子，充其量就是花生油炸制的。但是油黄透亮，鼓鼓蓬蓬，香味扑鼻。馃子两头还用豆秸棒穿扎，二毛钱一对，看看就令人垂涎三尺。我们这些穷孩子，哪个买得起呢？只有眼馋的份呢！如果有哪个“大款”能花5分钱买一串糖葫芦，再分给小伙伴每人咬一口，保准你的人缘好上半年。
星转斗移，时光荏苒，中国梦实现了国富民强。国人富裕光鲜，文化生活节奏如潮，“年”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过去那些鲜活的生活琐事，或许被世人尘封已久。我，也只是在记忆的长河和反复的梦境中再次体味那些难以忘怀的美好和留恋！
（作者系枳沟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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