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墙斑驳的旧瓦房散落在大山深处，毫不起眼。但这里曾有一个绝密的代号——“902”，更连结着许多耳熟能详的名字：王淦昌、邓稼先、陈能宽、郭永怀……
这片位于四川北部山区的土地，曾是我国核武器研制基地所在。上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初，20多年间，数以万计的科研人员坚守于此，我国核弹的小型化和第二代核武器研制，正是在这里踏上突破之路。
筚路蓝缕 创业维艰
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试爆。出于战略安全考虑，1969年，按“靠山、分散、隐蔽”方针，国家将核武器研制工作从青海搬迁到四川山区。10多个研究所分散隐蔽到深山峻岭中。
“那时候一声令下，大家收拾东西就坐上了东去的闷罐车。”今年86岁的陈俊祥，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原子工程系首期毕业生，曾任“902”某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说起当年的搬迁，老人爽朗一笑，“当时具体去哪里，没人说，也没人打听，都知道这是绝密。为了国家的事业，跟着走就是了。”
山区缺水，“902”基地旧址附近的村民，至今还用着基地工作者们打的水井。当年大家挖堰塘、建菜园，“上班围着仪器转，下班围着锅台转”，却从未有过叫苦声。“好些是大城市来的大学生，哪吃过这种苦？但没人打退堂鼓。”陈俊祥说，“那时有外国人说我们的原子弹只能听个响、不中用，大家都憋着劲呢！要把这颗‘争气弹’的技术顶上去！”
“902”所在的地区，如今早已路网发达。然而几十年前，这里全是泥泞山路，颠簸难行。研究所分散在不同的山沟，有的相距二三百公里，为了讨论一项问题，要坐两三天的卡车才能在一起开会。即便如此，大家的攻关热情依然高涨。在王淦昌等一大批科学家的指导和带动下，“白天工作，晚上看书讨论”，成为年轻科研人员的普遍习惯。
开拓创新 砥砺前行
一处不大的院落，便是“902”基地的指挥中心。这里的对外称谓，是一个满载希望的名字：曙光公司。让核弹轻型化、小型化，使我国的核武器真正形成强有力的核威慑，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这就是“902”承载的使命。
“原子弹试爆成功那年，大家正高高兴兴地准备着作经验总结，谁知很快就来了新的通知：氢弹项目立刻上马。”今年75岁的核武器科学家林银亮告诉记者，在搬迁到“902”前，氢弹的研发已经开始。
氢弹的原理与原子弹大有不同，由于技术封锁，毫无经验可循。然而，距离原子弹爆炸仅两年零8个月，我国第一颗氢弹便在新疆罗布泊上空爆炸成功。
原子弹、氢弹空爆试验相继成功，中国“长剑在手”，而“铸剑人”又把目光投向更远。
山沟里矗立着一栋深灰色的实验室旧址，设备虽已拆运一空，仍依稀可见当年科研工作的痕迹。知情人告诉记者，这里便是首个“大闪光”实验室——“大闪光”，即用于流体动力学试验闪光X光照相的直线加速器，对于实现核弹的小型化和武器化有重要意义。“两弹元勋”王淦昌曾说：“不搞出‘大闪光’，死不瞑目！”
如今，我国的“神龙一号”加速器总体性能已达国际先进水平。我国进行45次核试验中，“902”基地便承担了其中22次试验的指挥工作。这一时期，我国的核弹完成了武器化定型；上世纪80年代，二代核武器——中子弹在“902”基地研制成功，战略核导弹批准定型，形成了有效的核威慑力量。
伟大精神 薪火相传
追寻“两弹一星精神”，艰苦创业的背后，是团结攻关的集体精神。至今，曾在“902”工作过的科研人员们仍记得彭桓武退回奖章的佳话：1982年，涉及原子弹氢弹设计的一个项目被授予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参加申报的人，一致推举“两弹元勋”彭桓武为第一完成人。奖章只有一枚，规定授予第一完成人，而彭桓武却谢绝领取。最后，他表示：“奖章收下，我就有权处理。我把它送给全体同志！”同时为奖章题字：“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日新。”
“这里的工作任务，不是靠一个人就能完成。专家有专家的作用，工人有工人的作用，技术员有技术员的作用，各司其职。”一位曾在“902”工作过的科学家感慨：我国核试验次数仅占世界核试总次数的2%左右，不及美国的5%，但核试验成功率和效费比却最高，原因也许就在于此。
“这些年，我参加‘两弹一星精神’宣讲团，20多年做了几百场报告。”陈俊祥告诉记者，他在清华、中科大、北航等院校宣讲时，学生们的热情令人感动，青年们纷纷涌来询问：“我也想参加核武器事业！我这个专业可以吗？”
“前年我回大山里看了看，那里更加郁郁葱葱，实验工号更多了，仪器设备更先进了。”林银亮回到曾工作、生活过多年的深山，当年进山时大家栽种的树苗，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记者张文）
摘自：《人民日报》(2019年05月12日 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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