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起引发轩然大波的“开除事件”中，“处罚是否过重”一直是公众关注焦点，尤其是对“吹泡泡”之类行为是否应当援引“开除”处分，网友持有一边倒的质疑。

 在目前的法律体系下，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无权开除学生，但对高中阶段能否开除学生，法律恰恰留下了空白，如何裁量完全取决于学校。开除学生需满足什么条件、履行什么程序，往往由学校说了算。目前的普遍做法，是学校开会研究决定，家长和社会完全无法介入和干预。可问题是，被开除者一旦被扫地出门，就将早早成为“社会人”，也成为家庭的难以面对之痛。对如此严重的后果，社会和家庭竟然完全没有话语权，一切悉听学校尊便。这样的权利剥夺，显然难称合理。

 “开除学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理当慎之又慎。只要有一丝希望，教育者都应春风化雨、耐心挽回，而非秋风扫落叶、一开了之。面对“问题学生”，教育者不妨暂消火气，多听取社会、家长和学生本人的声音，认真评估浪子回头的可能性，再做决定不迟。像陆良一中那样，事发当晚两小时后就决定开除学生，确有操之过急之嫌。

 媒体曾报道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在一所中学，有个女生课间丢了新买的手机，报告了老师。根据丢手机的时间，老师判断，这一定是另一位同学私下“藏”了起来。无论是请警察来搜查，还是让大家自证清白，对当事人都十分不利，也有损班级气氛。于是，老师平静地说：“刚才，有位同学的手机不见了，我想肯定是哪位同学出于好奇，拿去琢磨新机器的功能去了。我相信他用完以后，很快就会放回原处。”第二天，又到了上课时间，老师发现，讲台上有人悄悄放了一部手机，下面还压着张小纸条，歪歪斜斜写着一行字：“谢谢您，老师！谢谢您给了我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这个故事很短，却让人经久难忘。

 很多时候，“天使”与“魔鬼”只有一念之差。青少年可塑性很强，更不宜过早贴上标签，打入另册。在这个问题上，教育者不妨看看国外同行的做法。在美国公办高中，如果开除一个严重违纪的学生，学校需向当地教育委员会递交申请，召开专门听证会，召集教育官员、学校代表、学生家长、学校家长委员会代表、学生委员会代表以及当地议员参加会商，最后投票表决是否开除学生。这套程序，确实低效而繁复，但对于年轻人的一生，这样的慎重与严谨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