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新一轮银行融资冲动来源于各家银行资本充足率的下降。今年开始，各家商业银行开始执行银监会最新的资本监管要求，以权重法上报了其资本充足率。结果是，各行的数据与此前的统计方法相比资本充足率有显著的下降，平均下降达到1.5%的水平，多的甚至降到2%，最少的也下降了将近1%。

与此同时，中国银行股的新一轮再融资消息开始不断涌出。民生银行200亿可转债刚刚发行完毕，年初交通银行、兴业银行的定向增发计划也已获批，工行也公告称将发行600亿只减记不转股的二级资本工具……

新的融资工具的出现，将使得中国银行业继续延续融资扩张的增长模式。记忆并不遥远，银行前一轮大融资的硝烟还没散尽，中国银行业这头资金饥渴的猛兽再次上路。

综合万德资讯、彭博和上市银行公告，过去十年，A股上市银行在A股的股权融资总额占整个A股市场的20%多，2010年达30%，国内银行在H股市场的股权融资总额占比更是高达35%以上。其中，2006年国内银行赴港上市潮和2010年的资本补充潮中，国内银行在H股市场的融资占据当年H股融资总额的近60%。“融资—扩张—再融资—再扩张”，过去几年不断的再融资饱受市场诟病。2012年中投资者曾以低于1倍的PB眼看着将“封堵”银行再融资的通道，又在2012年底被市场亲手打开。

融资工具创新

3月中下旬，银监会国际部主任范文仲带队，联合证监会、国务院法制办相关人士在上海、广州、深圳的交易所和银行进行调研交流。

范文仲等人3月18日、19日分别来到了广发银行、招商银行和深交所，重点研讨了优先股和二级资本工具两类创新资本工具。此前已在上海和交通银行、浦发银行及上交所进行了交流。深交所相关负责人告诉《经济观察报》，研讨围绕尽快扫清商业银行创新资本工具的法律法规障碍，制定实施方案，尽快让商业银行发行创新资本工具。

自巴塞尔协议Ⅲ颁布实施以来，国际上尚未有过严格符合其一级资本要求的优先股发行。只有澳大利亚的银行已尝试发行符合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界定的类一级资本优先股。澳大利亚西太平洋银行2012年3月发行10亿澳元优先股。期限永续，但受强制和可选转股、赎回和转让条款限制。

另外一种被讨论的创新型融资工具是二级资本债，这对中国的银行来说并不陌生。2011年10月，工行的子公司工银亚洲在香港成功发行10年期15亿元人民币新型资本工具。由于工银亚洲为非上市公司，无法发行在一定条件下可转换成股份的长期次级债券，唯一选择是设立减记条款，即当生存能力事件被触发后，工具本金损益减值为零。其生存能力事件指香港金融管理局认定工银亚洲没有偿付能力，或需要使用公众资金注入工银亚洲进行挽救。工银亚洲此项减记条款的设定直接引用了巴塞尔协议Ⅲ的相关条款，赋予香港金管局更大的监管权力，获得了监管机构的认可。

一位参与调研的相关人士指出：“从目前看，优先股、二级资本工具等新的工具尚无相关法律支持，审批和交易环节也还需核理健全。调研就是围绕完善法律环境走通流程来做，目前银行发行新型融资工具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银行、银监会都希望尽快推进。”

显然，银行需要再度向资本市场抽血了。一家股份制银行相关部门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中国商业银行目前的资本水平较高、资本质量较好，但高资本质量对应的是高成本，这不仅不利于资本补充的可持续性，也会使中国银行业在国际舞台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中国银行业资本工具的匮乏使得原来高质量的普通股和留存收益无法覆盖更高的资本要求，外源融资的压力不断增加，对融资类工具创新，大量拓展资本补充渠道对中国银行业至关重要。”

事实上，以监管标准来计算银行的融资可能会低估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可以预见的是，商业银行一旦启动再融资，并不会以满足一时的监管标准为界线，而是要考虑至少未来2－3年的经营需求。

十年融资路

工行的再融资就是在达到监管标准的基础上，考虑了未来几年的经营需要。其早在1月中旬就已经公告其董事会已经通过拟于2014年末前新增发行不超过600亿元人民币等值减记型合格二级资本工具计划，该计划带有减记条款但不带有转股条款、期限不短于5年，将用于补充资本。

工行行长杨凯生表示工行资本充足率目前并没有太大压力，“我们之所以在资本充足率水平还相对较高的情况下，就开始着手准备发行600亿元减记型二级资本工具，主要是想探索一条新型的资本补充通道，为长久做准备。在中国大型的上市银行补充资本的渠道是比较狭窄的。只有打通了这个通道，商业银行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商业银行才能保持对实体经济运行足够的支持力度。”

中国银行业很大程度上仍遵循传统的存贷款业务模式，存贷差收入占到银行收入的80%左右。这意味着以增加贷款规模来扩张其资产负债表是最方便快捷稳健地增加收入的方式，而其他的增长选择少之又少。“无论是次级债还是可转债，甚至目前的各种创新资本工具，都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但总比减贷款规模，把客户让给竞争对手要好。”一位商业银行高管表示，“当然，战略转型依然是大势所趋。鼓励银行把钱投在低资本消耗业务上，大力发展中间业务。”

根据建行的董事会决议，该行业将于2015年底前在境内外市场新增发行不超过600亿元人民币等值减记型合格资本工具，用于充实建行其他一级或二级资本。而去年11月，建行发行总额不超过400亿元人民币次级债券，用于补充资本。

农业银行董事会秘书李振江也表示，农行正在探索新的资本工具，包括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的各类创新工具。

但银行发行转股型的资本工具，在目前中国的市场条件下还面临着不少法规上的限制，因此工行率先选择发行现在没有法规限制的、减记型的二级资本工具。

新的创新资本工具还没有推出来，很多银行也已经等不及用老的方式继续融资了。兴业银行拟定向增发筹资约240亿。

银行家们的思维是看着前方的，但是我们回头看看他们的身后，在过去一轮一轮的再融资路上，银行业总资产从2003年末的28万亿增加至2012年中的120多万亿。到2012年底，国内上市银行从资本市场融资共2.8万亿左右，其中A股市场股权融资包括IPO和增发在内约8000亿元，H股股权融资包括IPO和增发在内约7000亿元左右，债券市场融资约1.3万亿元。

招商证券曾在其研究报告中如此总结中国银行业以融资促发展的原因：“规模增长过快和分业经营框架下业务结构单一是大陆银行不断再融资的主因；宏观层面看，近十年来货币信贷政策着眼点始终要让位于政府意志，当政府认为增长需要时，银行资产扩张即变成刚性的，资本充足率要求被资产的刚性扩张倒逼成不断向市场再融资，而这种‘软约束’机制使得资本充足率监管的缰绳被倒逼成货币扩张放大的发动机。”

去年12月7日，银监会正式下发《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指导意见》和《实施新资本办法过渡性安排》的两个文件，《创新指导意见》提出了商业银行可以发行符合条件的非普通股资本工具，说明银行可以通过调研创新，在境内外市场发行各种合格资本工具替代普通股融资，分析师们认为这极大地减轻了银行股的再融资压力。同时，《过渡性安排》中指出，虽然中国银行业从2013年年初开始实施巴塞尔协议III，但并不要求银行立即满足储备资本（2.5%）的要求，也就是说系统性重要银行和非系统性重要银行的核心资本要求只有7%和6%；总资本要求只有9%和8%；目前的上市银行均充分满足这一要求，即暂不需要通过再融资来满足巴塞尔协议III的要求。正是这些规定导致市场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开始看好银行股。

农业银行董事会秘书李振江对此表示：“新的资本管理办法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既有节约资本的层面，但是由于它扩大了操作风险和范围，可能也有增加资本的一方面，对各家商业银行的资本数据状况有所影响。但是在新的资本管理办法发布之后，监管部门也发布了一个合理的过渡期的安排。这一安排符合银行业实际，大大缓解了各大银行提前达标的压力，有利于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

但一位银行业分析师却认为，银行自身的增长方式不改变，无论是用普通股还是优先股，抑或是二级资本工具来融资，都是换汤不换药。并不能认为是银行股应该被看好的原因，银行要真正有投资价值，还需要其真正实现转型，靠资本的内生增长来获得发展。

谁在内生增长

如果不考虑IPO首次融资额，可以发现2008年—2012年这四年间，银行在上市之后再向投资者融资金额达6000亿左右，在此期间银行也累计现金分红金额达8000亿左右，分红金额超过再融资金额2000亿左右。然而上市银行中贡献分红的主要是工行、建行和中行。由于规模过快增长，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在这四年间再融资金额均超过分红金额，进行着不断融资、股本供给快速扩张、规模扩大、再融资的循环。

2008年—2011年，扣除公开市场的股权融资后，上市银行整体年均核心资本内生增速约14%，而风险加权资产年均增速达20%，规模的扩张远远超过资本内生补充。考虑到上市银行的盈利能力处于行业领先水平，行业整体核心资本内生增速可能还会更低些。

本报结合万德资讯、彭博和上市银行公告发现，2010年到2012年中，在规模超过万亿的上市股份制银行中，大多数银行在剔除外部资本补充因素后资本充足率都出现了大幅度下降，这两年假设剔除外部融资后资本充足率下降比较多的有平安银行从10%左右下降到7.5%、华夏银行假如剔除外部融资的话，其资本充足率也从10.5%左右下降到8.8%，其他几家银行基本下降1%左右，只有招商银行在剔除外部资本补充因素外仍可保持资本充足率的上升。

尽管如此，因为新的监管标准的实施，以及未来几年经营的需要，招行也需要进行再融资，其计划A+H配股融资350亿。招商证券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比较了恒生银行和兴业银行近10年的成长路程，发现规模增长过快和分业经营框架下业务结构单一是大陆银行不断再融资的主因。“兴业银行过去10年不断再融资是因为它处于高速增长期，10年间规模扩大了20倍，而同时期恒生银行规模仅扩大2倍。一个高速成长的公司少分红并需要不断增加来自外部的投资似乎情有可原。然而也不能否认，兴业银行及其大陆同行如此快速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在既定政策利差保护下，不断扩充规模实现的。”招商证券这份报告中指出。

过度依赖资产规模获利是导致银行资产收益率不高的主因，息差的变化基本决定了利润波动。与海外同行相比，中国的银行总是被人诟病过度依赖存贷款利息收入，非息业务收入占比太低，于是各家银行竞相争取提高中间业务收入占比，甚至不惜用“息转费”的手段。然而一个易被忽略的事实是，海外银行大部分是可以混业经营的，其非息业务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保险、证券经纪及交易收入，传统手续费服务收入占比达到25%似乎已经是个极限。在分业监管、分业经营的框架下，要求中国银行业的非息收入（手续费服务净收入）占比向海外同行看齐似乎有些强人所难。

想提高内生资本补充能力，银行风险资产收益率需要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在既定杠杆水平下，风险资产收益率的提高便是关键。然而在银行经营中营业费用、拨备比率基本是稳定的，分业经营下非息收入占比提升是有天花板的，如果不能做对应的风险偏好，维持较高水平的利差，风险资产收益率的提升空间不大。

未来，在降息周期和利率市场化冲击下，银行息差收窄难以避免，这意味着未来银行业资产收益率水平将出现下滑；与此同时，银监会在资本充足率、拨备率、流动性、杠杆率等指标的要求都全面提高，限制了银行经营杠杆进一步提升。另外，如果资产质量下滑可能导致拨备计提力度加大。

很明显，如果未来经济下行持续，银行未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型，若银行想要在既定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规则下运营而又不依靠外部融资来增长，只能继续降低分红率或者控制风险加权资产，抑或银监会需要再次变向为资本监管松绑，比如通过创新资本工具如优先股等方式补充核心资本。

而后者正在发生，但这依然无法解决中国银行业根本上的经营问题。国内银行再融资需求不断，甚至被有的银行高管称作“不融资，银行没法开门”，同样是因为粗放经营。

或许又是老生常谈，国内银行业未来发展不能过于依赖存贷业务，应该加大中间业务的发展。但对银行来说，发展中间业务，不能像过去那样一味追求理财产品销售量的扩张，而存在创新不足、同质化严重等问题，不是简单依赖通道赚取理财产品销售的“过路费”。

注：按照国际惯例，优先股股票实际上是公司的一种举债集资的形式，通常预先定明股息收益率。由于优先股股息率事先固定，所以优先股的股息一般不会根据公司经营情况而增减，而且一般也不能参与公司的分红。对公司来说，由于股息固定，它不影响公司的利润分配。优先股股东一般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股份公司的重大经营无投票权，但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享有投票权。优先股股东不能要求退股，却可以依照优先股股票上所附的赎回条款，由股份有限公司予以赎回，大多数优先股股票都附有赎回条款，在公司解散，分配剩余财产时，即优先股的索偿权先于普通股，而次于债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