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官”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是指亲属移居国外的官员。其实，在全球化时代，个人有跨境迁徙的权利，即便领导干部家属也不例外。但也要看到，对公职人员提出政治忠诚方面的要求，是现代行政体系的共识，世界各国莫不如此，这也是对“裸官”实行特殊监管的依据。

 客观说，“裸官”确实面临较大的贪腐诱惑和贪腐空间。家属在国外，转移非法所得可能性加大；东窗事发或“金盆洗手”后，一走了之只需“一张机票、一本护照”，也更无后顾之忧。何况，要“努力赚钱”才能支撑家属在海外的生活，这也滋长了腐败意愿。“裸官”已经在事实上形成“漏斗效应”，成为一个让贪腐行为加速、加剧的出口。

 虽然“裸官”一词始自2007年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落马，但“先裸再逃”模式，却是很多贪腐者共同的选择：福建工商局原局长周金伙在被纪检机关约谈后留下“我已经远走高飞”字条遁逃，温州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率团考察法国时突发“腰突”滞留不归……有人形象地将此总结为“三部曲”：和尚走了（家属出国）、庙走了（财产转移）、方丈也走了（贪官外逃）。一个“裸”字，尽涵其事。

 从这个角度看，“裸官”的要害不在“裸”，而在“逃”；“裸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地下裸官”——那些我们不掌握情况、缺少监督的“裸官”。诱惑越大、风险越小，铤而走险的比例就越高，这是人之常情，也是事之常理。监督视野之外的“裸官”，相当于处身无人看管的果园，渴了饿了馋了，难免会伸手摘果子。

 正因此，要监管“裸官”，首先要弄清谁是“裸官”。报告个人事项执行已久，对于组织，领导干部可谓“已裸”。然而，还需从报告出发，走出实质一步。梳理上报信息，准确监督核实，及时找到“裸官”，是制度起作用的发力点。广州以15%的比例抽查申报信息的措施也昭示，抽查核实、汇总分析并合理公开，必能进一步激发制度效力。

 弄清谁是“裸官”后，就能有针对性地进行监管、适当加以限制，有效防止“裸官”变“逃官”。深圳曾规定“裸官”不得任正职，东莞今年更进一步，“裸官”不得任班子成员，都是很有针对性的举措。说到底，断其利、增其险，既是对公信力的维护，也是对“裸官”本身的保护。

 加大反腐力度，是中央一以贯之的坚定决心。增强社会信任、筑牢民意资源，这是促成中国进一步前行的“反腐红利”。“裸官”只是一个反腐切口，更多更艰难的战役，还期待我们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攻坚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