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城市管理执法队伍在为城市正常运行提供着保障的同时，也一直饱受公众吐槽。虽然城管执法队伍一直在为改善自身形象做着不懈的努力，在执法的方式方法上做着各种尝试和创新，但其整体形象却一直未有根本性的改善。尤其是当其与执法对象发生冲突时，即使城管自己一方占理，也很容易被公众先入为主地认为是冲突的引发者或主要的过错方。
问题在于，先入为主的偏见的产生是有其事实根源的。一些地方执法人员的素质偏低、法律观念不强、执法方式过于粗暴等，导致了其在执法过程中很容易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甚至是对执法对象暴力相向。负面信息的扩散效应，加之很多人在身边的城管执法中得到的不好的印象，都加强了公众对城管执法人员的“偏见”。
执法纪录仪在警察执法中的应用，取得了良好效果，在固定证据、约束执法者与执法对象双方的行为、降低冲突发生或升级等方面发生了重要作用。一些地方的城管执法队伍也在这方面作过尝试，如在执法过程中使用专人录像等，但由于并非强制性要求，而且容易在情况不利于执法者时莫名“损坏”，效果并不明显。
《城市管理执法办法》中对城管执法人员“运用执法记录仪、视频监控等技术，实现执法活动全过程记录”的统一要求，将有助于改变目前这种状况。实际上，通过执法记录仪记录执法活动全过程，不仅有利于固定证据，有利于规范执法者自己的行为，也有利于规范执法对象的行为，使双方在有记录可查的情况下均保持有理、有据、有节的克制，最大限度地避免冲突的发生。
这一举措虽然有利于对各方权益的保护，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执法记录仪掌握在执法者手中，而任何仪器都存在损坏或数据丢失的可能性，尤其是在记录的证据不利于执法者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更大，所以，如何避免人为损坏或使数据“丢失”的情况发生，也是一个考验管理者智慧的问题。
执法记录仪或视频监控工作的“全过程记录”是一个必需项，还是一个可选项，以及在记录设备“出错”的情况下，执法过程是否有效，都必须予以明确。此外，就像警察的执法允许公众拍摄一样，城管的执法过程是不是可以被拍摄，也应该予以明确——毕竟，很多与城管有关的暴力冲突，都与围观者拍摄其执法过程有关。
在城管执法队伍整体形象不佳的当下，恐怕只有最严格的要求，如无录像则执法无效、无完整录像则无效、允许公众围观拍摄等，才有望逐步扭转其形象。如此，对城管执法队伍、对公众、对城市管理来说，都是一大幸事。 张楠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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