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报道发出当天，公安部回应称，今年4月底，公安部网安局牵头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了为期6个月的打击整治网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专项行动。全国公安机关已侦破案件1868起，已抓获犯罪嫌疑人4219人，其中各行业内鬼391人、黑客98人，查获各类公民个人信息305亿条。如今该案告破，证实了很多人关于公民隐私信息交易“内鬼”勾结的猜想。
“内鬼”在侵犯个人信息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是关键的，没有他们的窃取、泄露，各种交易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因如此，“内鬼”在侵犯个人信息犯罪中也是带有普遍共性的现象。“记者花700元买到同事行踪”案虽已告破，但暴露出的只是冰山一角，覆盖众多行业、全国广泛区域的公民隐私信息被前台用以网上交易，后台提供信息支撑绝非只有区区3名涉案人员。无疑，针对公民隐私信息网上交易犯罪的打击，如果只是针对个案本身，无助于消除社会对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隐忧。
侵犯个人信息犯罪中处处可见“内鬼”的魅影，折射出的还是行业针对公民管理与服务信息安全管理的巨大漏洞。不管是公安、银行，还是航空、铁路等，对外涉及公民隐私信息查询是相当严格的，但是对内的管理与约束却相对松软，一方面公民隐私信息查询系统操作权限授权过宽，涉及的员工过多；另一方面则是隐私信息查询系统，缺少针对隐私保护必要的技术壁垒，如查询银行账户，持身份证即可，而非身份证成为授权进入系统的钥匙，并且后台也没有严格的查询操作记录备案监管程序。一言以蔽之，在信息实现互联互通的背景下，诸多的行业内部，只要有权限接触到大量公民或者客户信息的从业人员，都具备泄露信息的条件，在金钱的刺激下，都有成为“内鬼”的可能。
公民信息安全“裸奔”，非法窃取个人信息“内鬼”丛生，根本原因还是机构承担信息安全法律责任的缺失。侵犯个人信息别总在末端治理，强化源头管控与预防更重要也更关键。
一方面是技术防范责任。涉及到公民隐私信息的数据管理，应建立完善的授权凭证与操作监管备案等技术手段，实现防护与监管在技术手段上的内置，大幅度提高“内鬼”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的难度。另一方面是行政与民事责任。机构对公民个人信息技术防护与管理不力，出现比较严重的泄密事件，应当受到严厉的行政处罚和高额的罚款，同时，个人权利因此受到严重损害的，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木须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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