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心理当中存在一些根深蒂固的古老思维范式。我们对一些古人的说法做了错误的理解，而且至今还不觉得有错，譬如出自《管子·牧民》的那一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问题是，当司马迁在引用此话并在《史记·货殖列传》里面加以阐发的时候，其本意其实是被扭曲了。太史公是古人，却以他自己的方式信奉着自由市场经济，所以他说：民众早就习惯追求物质富足，国家只能顺应他们的欲望；农工商各种营生，哪里能靠政府的政令教导来运作呢，大家各自发挥自己谋生和逐利的欲望，顺应市场上的贵贱和匮乏丰盈，怎么有利就怎么经营；政府不要与民争利和扰乱市场，文人不要生活窘迫还成天空谈仁义，光知道说漂亮话。这些话在今天看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很片面。
我们今天读《管子》不能不注意到，“衣食足而知荣辱”并不是说，生活富足了，一切就都安好，社会风气就自动改善了。我们甚至不应该将此话幼稚和简单化地理解为，经济发展和道德教化只要同时并举就可以了。综合《牧民》篇全文以及其他各篇章，对《管子》的社会思想的准确理解应该是，如果道德及其依赖的教育不能先行改良整个社会环境，礼义廉耻这“四维”不能统摄人心，造福人民的经济建设乃至整个社会的治理都无法得到保障，所谓“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夸张一点地说，《管子》一书的作者早就懂得马克斯·韦伯在近代普及的原理：伦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不可轻视的影响和作用。
《管子》对社会的思考绝不是孤立地看重财富的开拓，更不是相信衣食足自然就道德优良，而是认为民众必须“知德”“知义”和“知礼”才能把经济事务办好，才能有国泰民安的局面。国家有组织生产的责任，“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生”，而与此同时，国家还要“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要“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这些德政并不是完全由政府施加于民众，更多是动员民众自己来做，所以要教化民众，让他们懂得“孝悌慈惠”“恭敬忠信”以及“中正比宜”，能够为自己创造一个和谐的生存环境，避免上下无序、贵贱争斗、长幼忤逆的局面。缺乏教育，民众不懂礼知义，混乱和祸患就会出现，人们也就无法专心生产，饥荒就会产生。所以《管子》里面治国的道理并不单纯重视经济，而是非常强调教化的中枢地位：“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有效的基础教育以及由此派生的民间风气改良才是社会治理的首要任务。
晚清以来，外敌相逼，富国强兵成为大家的共识，注重实业一不小心就成为弥漫全社会的风气，甚至主导教育事业，教育原本引领文化和道德建设的作用反倒经常被忽略。由蔡元培先生开始，我们就经常说，实用的富国强兵学问与教化人心的基础教育人文教育要并重，实际上我们总是偏爱高等教育，尤其是其中的应用学科。我们需要转换一下思维，看到基础教育对提高国民素质的重大意义，看到真正繁荣的经济发展和科学研究需要一个优越的社会环境，而后者又必须以良好的国民素质和社会风气作为基础。
触动我写这篇短文的原因，是常常看到媒体上的下列报道：各地公路上如果有翻倒或者出故障的货车，附近村民时常会蜂拥而上，旁若无人地拿走车上的货物，不管是水果、粮食还是家禽水产，让司机遭受巨大损失。这些偷盗行为反映出当地刁悍的风气习俗，虽然每个人涉案的金额不会太大，影响却很恶劣。《管子》里面的《权修》篇认为，人们习惯了做小的坏事，最终必然败坏整个社会的风气：“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
主干公路两旁的村落和乡镇，一般不会是非常贫困的，但是这并没有保证那里能够自动养成“知荣辱”的良好风气。当然，那里人们的不良习气最终一定会伤害到当地经济的发展。
文/彭小瑜 漫画/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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