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承认，“马路丐帮”难于治理是客观事实。一则，“马路丐帮”属于流动行乞，采取的是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我”，监管部门难以抓现行。二则，国内许多城市并无禁止在机动车道乞讨的法律条文。因此，即使是公众不堪“马路丐帮”的讨扰，愤而报警，民警也只能依据交通法规，对行乞者予以口头教育、劝离，并不能以儆效尤。这些都在客观上助长了马路行乞行为的破窗。
“马路丐帮”就好比安在马路上的“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发交通事故。试想，每当遇到红绿灯，车前车后就变成乞讨的“菜市场”，这样的交通环境能安全么？更何况，放任“马路丐帮”，其危害并不止是让车主损失三五元钱、遭遇几个白眼影响出行好心情，更大的危害在于，助长不劳而获的风气。因此，“马路丐帮”再难治，有关部门也必须要迎难而上，予以肃清。否则，将会有更多的马路行乞“升级”到“马路强讨”，发生更多的交通悲剧。
但遗憾的是，相关部门一直都在有意无意的放大“马路丐帮”的治理难度。比如，没有法律撑腰，公安、交警部门只能对交通路口乞讨者进行教育、劝导；即使涉嫌敲诈，“马路丐帮”的作案金额，也只是5元、10元，难以构成犯罪，等等。客观地说，这些都是执法遭遇的实际困难，但即便如此，相关部门也不是无计可施。新闻中强调，有交警执勤的路口，“马路丐帮”就不敢胡来。可见，对“马路丐帮”而言，执法并不是没有威慑力。假若，相关部门拿出城管治理小贩占道的劲头，严肃执勤、严格执法，还愁搞不定“马路丐帮”么？从这个角度看，放大“马路丐帮”难治，也是惰性监管的并发症。
现实中，总有一些机关单位有意无意的夸大工作困难，而不是付诸努力，点滴前行。比如，一谈到足球难以冲出亚洲，足协就会拿出“青训落后、足球环境差、球员不职业”等困难，与公众分享。而在抓改革、抓落实，在微观层面一点点的改善足球环境方面，却缺乏建树；每当谈到“提速降费”，运营商总能堆出万千困难，而具体到执行，公众享受的只是夜间流量礼包、“提速不降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所谓的“困难”，又何尝不是惰性并发症呢？
总之，“道虽迩，不行不至”。治理“马路丐帮”如此，对改革路上的其它硬骨头而言，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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