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桂芝

性别：女

籍贯：河北承德

去世时间：2012年11月2日

终年：39岁

去世原因：自杀

生前身份：来京务工人员

生前住址：昌平区东崔村

村道上，无处躲藏的黄叶在房角徘徊，呼一声，又被风吹散。

11月2日，阴天，第二天下了暴雪。就在这天，怀昌路拐向东崔村的租住屋里，王桂芝留下三页遗书，还有两份数年前就已办好的离婚证书，服药自尽。

这是她来北京的第13个冬天。

她曾满怀希望：在北京买房安居、让儿女在北京读书、成才。

13年，世事难料，她的希望一次次被现实撕裂。

结合

于振才一直怀疑，桂芝的上一段婚姻给她蒙上了阴影。

王桂芝曾受过伤害。她的前夫到北京打工后，抛弃了她，那时，她怀着五六个月身孕。

于振才的妹妹跟王桂芝是同学，打掉孩子后，王桂芝嫁给了于振才。

“桂芝很漂亮，个子高，有1米76，眼睛大。”1997年，两人登记结婚，很快，大女儿秋玉降生。

刚开始，于振才把妻女留在老家，独自来北京打拼。

于家兄弟两人，共同居住祖屋，长期共处，妯娌不睦。于家分家时，王桂芝和大嫂一度当街对骂。

“桂芝说，索性都出去，好好挣钱养孩子。”分家后，于振才在老家就没了房子。

1999年春天，夫妻俩抱着1岁的女儿到了北京。

三口之家居无定所，于振才跟着私人的土建装潢队做活，工地在哪，王桂芝就跟去哪。

希望

渐渐地，于振才学会了从图纸设计到内建装修的套路，开始自己组建装修工程队、承包工程，王桂芝就守在工地给工人们做饭。

“她脾气急，但很知道疼人。”于振才干完活儿回到出租屋，桂芝马上端吃端喝，给丈夫脱了鞋袜，再端来洗脚水。

振才的生意不错，工程队扩大到十几人，每年一家人除正常开销，还能攒下一两万元。

那时，昌平区的楼房每平方米不过一千多元。“桂芝老跟我盘算，不出几年，咱也能买得起北京的楼房。”

如果没自己的房子，那只能叫出租屋，不能叫家。

2004年前后，王桂芝怀了儿子秋平，女儿也到了学龄，一家人在昌平区东崔村租个小院。

离乡多年，她更平和了，常和大嫂通电话，电话里，她主动说“以前是我不对”。

存折里已有十来万的积蓄，王桂芝总是笑，她开心，觉得“幸福”和“家”这样的字眼，就快触手可及了。

挫折

可这字眼，从2004年9月渐行渐远。

当年9月，于振才揽到一桩活，施工中，一个工人失足坠亡，于振才和合伙人每人赔了7万元。

王桂芝劝垂头丧气的丈夫。“没事，钱我们可以再赚，日子总会好起来。等以后有了钱，买辆新车，风风光光地回老家。”

承德距北京300多公里，13年里，王桂芝只回过两次家，第一次是回家给女儿办理在北京上学的证明手续。她总想“风风光光地回家”。

儿子出生后，于振才拼命揽活，但活好揽，工钱难要，生意不再像之前那样顺利，从2004年到2008年，每年接几个小活，勉强维持温饱。

2008年的一天，于振才兴奋地跑回家中：“桂芝，这回我们有指望了。”他在海淀清河揽到一笔为四家民宅主体装修的活。

这单“大活”，最终变成这个家庭最沉重的负担。

几个月里，于振才带着他的工程队没日没夜地干。由于雇主的工程款和材料费给付不力，工期一再被延误，于振才没有太多工程预算的经验，支出大大超出预算，雇主却并不愿承担这笔费用。一下子，于振才背了三四十万的债。

王桂芝跟着于振才去找雇主说理，“你们讲讲良心，这都是真材实料，房子装完了，哪怕你们付了成本价也成。”

人家不理她。

离婚

王桂芝第二次回老家，她要离婚。

“桂芝说一不二，一定要回去离婚。”于振才以为妻子嫌他没本事，这个家要散伙。

未料，领到离婚证后，王桂芝像归置结婚证一样，把离婚证收好，“振才，你看着，虽说离了婚，咱俩还在一起过，我绝不出去找别的家，你好好干。”

后来于振才才明白桂芝的良苦用心：三四十万的债，借的有亲戚朋友的，有老乡的，还有跟他一起从老家出来的工人的工资，她怕有人上门逼债，她怕两个孩子听见吼声、骂声，和那些冷冷的眼神。

经常有人打来电话要账，王桂芝苦苦哀求，“你们放心，我们家于子是老实人，有了钱肯定给你们。”

背负重债，于振才的工程仍不见起色，不是工钱难要，就是工程层层转包、多方克扣，存折早已归零。

为给儿子凑学费，王桂芝第一次向大姐借了6000元钱。

一天，于振才在工地上被工人们团团围住，由于转包方拖欠工程款，他发不起工资了。

王桂芝冲破人群，放声大哭，“你们不能这样对振才，他这么老实，不能这么欺负他。”

王桂芝常常念起于振才被团团围住这一幕，她忘不了。

这个家，除了儿女，似乎看不到任何突围的希望。

偏执

她唯一得以慰藉的，就是这双儿女。

女儿刚上初一，小升初时，考了镇上的前十名，现在还当了班长。儿子也顺利进入当地的村小学读二年级。

每当在学校家长会上，儿女被老师表扬的时候，王桂芝总是第一时间打电话，“振才，老师又表扬咱们孩子了。”

她仍然有希望。

她常跟于振才说，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着孩子在北京高考。去年北京市开两会，解决异地高考提议的呼声高涨，她对女儿说，“秋玉，看样子过不了几年异地高考就会放开。”

也是在这个时候，于振才发现，“妻子越来越偏执和多疑。”

他常听王桂芝说，邻居又在咬耳朵，看到她走过去却又收口，“他们是在议论我们家吧。”

今年10月的一天，秋玉放学回家后说，班级里丢东西了。于振才说，妻子又疑心了，她觉得有人冤枉自己的女儿偷东西。

本是随口的谈资，却成了爆炸的引线。

遗书

11月1日，于振才在工地忙，没回家。

2日下午5点30分，儿子学校的老师突然打通他的电话，“孩子都放学1小时了，他妈妈怎么还没来接。”

于振才打家里座机，没人接，桂芝的手机亦然。

近6点，王桂芝的手机里出声音了，是女儿的哭喊声，“爸你快回来，妈妈倒在床上不能动了。”

放学回家的女儿拍门无人应答，和房东翻墙进入小院，发现妈妈趴在床上，满脸乌青，口吐白沫。

于振才赶到昌平中医院时，妻子身体已经僵硬。

警察在租住屋厕所里发现一瓶敌敌畏，那是爱干净的王桂芝夏天杀虫用的，之前一直摆在窗台，还有大半瓶，而今瓶口拧开，瓶内空空。

卧室里，王桂芝留下了遗书，三页纸，“为什么要冤枉我一双成绩优异的儿女，他们没有偷东西，我要用死来证明儿女的清白。”

她还嘱托丈夫要照顾好儿女，让他们留在北京，上大学，并嘱托秋玉要照顾好弟弟。

于振才坚持认为妻子睡了，只是不愿醒来。

他也没能兑现前妻的遗愿，把儿女送回乡读书了。

他没法一边打拼，一边照顾儿女，没办法。

【后记】此事件发生后不久，于振才和王桂芝多年前的雇主、北京市长江科技扶贫基金会理事长杨博喻听说此事，在微博上呼吁社会关爱农民工。杨博喻在人民大学任教的朋友，准备发起“关注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倡议和课题研究。

活动旨在关注在京农民工生活，走进他们的内心，在社会快速变迁和转型的时代，记录这个少人关注的弱势群体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