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养老并轨”一样，“延长养老缴费年限”也成为养老改革方案设计中一个“没有悬念”的共识。因为一方面，目前我国养老保险最低仅15年的缴费年限，确实过于偏低、不太合理，明显缺乏长远的制度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从合理配置缴费负担角度看，相比一刀切的“延迟退休年龄”，适当“延长养老缴费年限”也显得相对更为公平和切实可行。很明显，让一个20岁参加工作、缴费40年的职工，与一个45岁才开始缴费、仅缴费15年的职工，同时享受养老金待遇，进而按同样标准“延迟退休”，势必十分不公平，既不利于确保“贡献——待遇”间的公平均衡，也不利于鼓励人们积极主动地“多工作、多缴费”。

 但在强调“延长缴费年限”合理性的同时，也应看到，就改革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全面完善其顶层设计而言，这一“延长”固然合理，但实际上又不是一个值得过分看重高估的关键问题。首先，在现实生活中，仅缴费15年便领取养老金的职工，事实上并不多见，也并非一种普遍情况。这诚如媒体报道中指出的，“大部分人的实际缴费年限远远超出15年，即便增加缴费年限，对个人的影响也相对较小”。因此，“延长养老缴费年限”所起到的主要是一种兜底作用，如果不大幅延长到像欧美国家那样的40年，实际上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增加缴费”效果。

 更重要的是，必须意识到，无论“延长缴费年限”还是“延迟退休年龄”，其实都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所在，也并非眼下最紧迫的当务之急，最关键的应当是，在设计职工和企业如何缴费的同时，还必须从制度上不断强化政府之于养老保险的公共投入责任，拓展和丰富养老保险在“缴费”之外的公共资金来源。要知道，养老保险并不止是一种纯粹个人和企业责任，也是一种政府须兜底的公共责任。

 而长期以来，我国养老保险之所以存在巨额空账、面临长期支付缺口，根本原因并不主要在于“缴费年限太低”、“退休年龄太早”，而在于，政府的公共投入太少、欠账太多，这诚如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曾指出的，“养老金存在巨额债务缺口，实际上是长期以来政府财政对社保投入太少累积而成的”，“要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应该加大财政投入或者划拨国有资产”。数据显示，我国政府社保投入仅占财政的7.5%，远低于德国的55.5%，美国的30.2%。■张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