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岁老党员孙福祥的故事

本报记者 巩向红

 见到孙福祥老人，是在他的家里。小院里种着不少花，收拾得很干净，屋子里摆设很简单。老人有点耳背，但气色很好，言语间思维清晰。穿的衬衣看得出有点陈旧，但胸襟上别着的那枚党徽却是锃亮。

“想共产党不？”“想。”

    “我是1946年7月入的党，就在当时十里堡四村生产队的场上入的。朝仪(音)同志开始问我，想共产党不？我说想。她又问我，想找它不？我说想啊，但不好找。当时不敢明说，后来她让我填了一个表，告诉我说：现在你就是共产党员了，要多为党做点工作。”老人的语速很慢，话语中还夹着一些气管或者是喉咙的杂音，像是纸被撕出了毛边。时间忽然慢了下来，带上了些陈旧的味道。
    老人口中的“朝仪”是位女同志，从外地来到诸城工作了几年，斗过地主，发展过党员。后来调到上海工作，逐渐与孙福祥失去了联系。
    县志记载，1945年9月5日至9月8日，山东八路军第二路军歼灭伪军张步云部4000余人，解放了位于胶济铁路东段的交通要塞--诸城。
    八路军一来，孙福祥家也分到了五亩地，翻身成了新民兵。也是这一年，他和两个同伴在庄稼地里捡到了三把枪，枪应该是伪军逃窜时落下的。三个人对如何处理这三把枪有两种意见：孙福祥想把枪交给八路军，另外两个人想给还乡团换钱花。
    孙福祥劝不动，转头就报告了朝仪，然后工作队带着几个民兵上门收了枪。一心想为党多做工作的孙福祥很快被评上了“民兵模范”，不久又当上了民兵队长。

在青岛做地下党

    “1947年，领导找到我，想让我去青岛做地下党工作。”老人的微笑起来，目光中有些回忆：“那个时候不想去啊，庄户孩子，也不识字，不好找工作。但不是要多为党做点工作么？那就去吧。”当时交通不便，老人抛下媳妇和两个孩子，三天才辗转到青岛。
    人生地不熟的孙福祥干过不少活--鞋匠、菜贩、看大门的，最后，被推荐到当时青岛财政局第三科一位科长家当厨子。
    孙福祥手脚勤快，慢慢和主户家混熟了。开始了他的搜集情报和对国民党干部的劝说。
    孙福祥用他的大白话说着共产党的一些政策，将厌恶内战的方科长对共产党的陌生和对抗情绪抹除，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一次，孙福祥到大窑沟送情报，不慎被捕，敌人没搜出什么，却不愿放人，还是方科长赶往把他保了出来。据说方科长的叔叔，是国民党某军的司令

浓缩一生的“百宝囊”

  1949年5月，解放青岛的战争打响，方科长奉命撤离。孙福祥想策动方科长投诚：“留下吧，我给你作证。”方科长最终没有留下，但孙福祥的工作依旧起了作用--战争中，方科长未参与任何迫害共产党的活动。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孙福祥回到家乡，先后做过武装队长、十里堡党支部书记，1990年，他在支部书记的位置上退了下来。
    孙福祥给记者看了他的百宝囊----一个红布袋子，里面有一摞红色的证件：农村干部退休证，支部书记退休证……这些证件上面记录着他入党的时间、退休的时间，浓缩着老人一生。
    “要尽量多为党做点事儿”这是老人常说的一句话，为了这句话老人在解放战争中吃过苦，在文革中受过罪，几十年风风雨雨红心不改，一如他胸前那闪亮的党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