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勤荣曾两次发出微博求救，结果都成功了。那么，此番通过个人博客求救是否一样能奏效呢？估计“遗书”经媒体曝光后，威胁方可能会有所忌惮。

 笔者关注高勤荣的反腐经历已经很久了，在敬佩其勇气的同时，也为他的人身安全担忧。世间如高勤荣这样的举报人少之又少，如他这样因揭露山西省运城市“假渗灌工程”蒙冤入狱达8年终不悔，出狱后又继续举报的人，更是独一无二，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衷心希望他的人身安全能得到保障，希望他不会因反腐遭受第二次牢狱之灾。

 不过，就他选择的求救方式而言，我很担心高勤荣会再次遭难。因为微博求救只是权宜之计，不能为他彻底解围。毕竟微博所能聚集起的舆论声浪，只能为他提供道义支持，待到舆论声浪退潮后，恶势力就会伺机反扑。况且，微博求救一次灵，二次稍灵，三次五次就难说了，举报人不能将微博求救作为常规武器来用。

 对此，“曾经沧海”的高勤荣不可能不知道，问题是他不向微博求救又该向谁求救呢？受到威胁后，向警方求救，毫无疑义应该是他的第一选择，可经验告诉他，当地警方并不能为他织起一张保护网。从我读过的有关高勤荣的反腐报道中获知，他并没少向当地警方求救，但收效甚微。可以说，当地警方在履行保护举报人的职责上没多大作为，或者说不作为。在情非得已的情况下，他才选择微博求救。

 高勤荣选择微博求救再次佐证了我国的举报人保护制度不够健全，存在严重缺陷。虽然《宪法》第41条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但由于有关举报人权利保障条款散见于《刑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之中，内容分散，原则笼统，操作性不强，对举报人难以起到实际的保护作用。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国每年发生的对证人、举报人报复致残、致死案件由不足500件上升到2011年的1200多件。改革开放30年评出的10个反腐名人中，有9个遭到报复。（据2011年12月13日《半月谈》）这一统计结果令人不寒而栗。反腐名人没好报，报复者却逍遥法外，这种反差极大地打击了民间反腐的积极性，后果十分严重。

 为此，笔者呼吁应尽快制定《举报人保护法》，除了明确举报人的权利范围、受理举报机构的责任和义务外，尤其要完善举报程序制度、建立与举报权利保护有关的保密制度、举报人受益制度、举报人安全保障制度、举报人权利救济制度等，通过立法解除举报人的后顾之忧，保障举报人的人身安全。（王学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