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言之凿凿，但从现场视频却难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视频中，小夏既未用言语相劝，更未以身体阻拦，只是一个用手机记录所见所闻的旁观者。用手机拍摄城管执法是否就是“阻挠执法”？要回自己的手机发生争执是否就是“暴力抗法”？如果身为管理者的科长都搞不清其中区别，又如何指望城管队员不粗暴行事？

 如此剧情并不新鲜。从广州男子被关7个月，到安徽中学生被围殴，皆因“城管遇上手机”。但是，公共空间执法，如何免得了群众围观？人人都有麦克风，又怎么管得住公众发言？街头拿手机拍摄也好，发微博微信吐槽也好，都是网络时代的一种舆论监督方式。现实中，从陕西延安到湖南临武，多少与城管相关的热点事件，都源于小小的手机摄像头。

 因此，试图以暴力方式阻止手机拍摄，并非所谓的“文明执法”，而恰如论者所言，是以此压制公众的监督权利。随意将公众监督定义为“阻挠执法”，然后拳脚相向、棍棒相加，反而证明围观者的手机更为重要。只有“晒”在公众的摄像头下，让执法者更感舆论之力、监督之威，他们的行为才会生出敬畏之心，也才会更规范。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细看屡屡发生的城管与商贩冲突事件，尽管原因复杂，但是城管缺少行使权力的边界意识和法治思维，显然是重要原因。统一的城市管理法付之阙如，执法权限过于集中，执法事项过于庞杂，“先天条件”决定了城管执法权力过大、自由裁量过高，致使权力信马由缰，跑出了法治的边界。

 说到底，对于公权力，法治方式是要以法制明确其责任义务、规范其行为方式，法治思维更是要坚守“权力尊重权利”的基本准则。如果不能厘清法条的内涵，被误读甚至被曲解了的法律名词，就难免会变成一些人违法的借口，不仅伤害了法律的尊严，更折损政府的公信。

 这个时代，遭遇手机拍摄的，绝不仅仅是城管。无论是谁、无论在什么地方，行使权力多一点边界意识，对待权利存一份敬畏之心，才是真正的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李 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