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培泉 张兰
诸城第一个实行大包干的村是石桥子镇涝洼官庄村。该村位于石桥子镇西南10公里处的丘陵地带。1978年，全村有28户人家，155口人。是年春，涝洼官庄村在诸城率先实行了大包干，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生产力的大解放，促进了生产大发展。1978年，全村粮食、经济作物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涝洼官庄的大胆尝试，带动了周围村庄纷纷效仿，成为诸城改革开放初期一道靓丽的风景。
涝洼官庄村实行的大包干，比1978年12月实行大包干的安徽小岗村早了大半年。
石桥子镇涝洼官庄村当时属于石桥子公社，经过“十年内乱”，受“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人民公社在管理体制上长期存在着统得过死、管得过多的弊端，在生产上没有责任制，在劳动力使用上实行大拨工，在分配上不承认差别，吃平均主义的大锅饭，造成了人们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弊端，出工不出力，严重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民人均分配收入多年在低水平上徘徊，缺粮食、靠吃统销粮。在工作生活中，把什么问题都与阶级斗争挂钩，上纲上线进行批判，人们在思想上受到很大压抑。
1957年，诸城县的农业总产值(按不变价格计算)是1952万元，1978年是1970万元，21年共增加了18万元，每年平均增长0.09%。农民人均分配的现金收入由1957年的50元增加到1978年的70.9元，平均每年增加5角7分钱。1978年以前的农民人均口粮都低于1955年446斤的水平，其中多数年份农民分配的平均口粮，达不到国家规定的360斤，1959年人均分配口粮只有228斤。石桥子镇西南部村庄地处丘陵地带，土地瘠薄，生产力水平低，夏季每人分配口粮只有三四十斤左右，村民生活困难，每年春天外出讨饭司空见惯。
1978年前，涝洼官庄村有两个生产队，在“文革”中派性严重，宗族矛盾尖锐，由于户数少，关系比较复杂，村干部处理这类问题常常是缩手缩脚，很难开展工作。有时村里出台一项措施而损害了一些人的利益，往往出现村干部被追着挨打挨骂的情形，村党支部处于瘫痪状态，村里甚至都找不到人担任生产队长。在生产中，村民干活没有积极性，导致生产不能正常进行，有时甚至停顿，有些土地多年成片荒芜，又因为这村土地瘠薄，缺少水源，一年的收成除去上交国家公粮，农民实际得到的收入很低。当时小麦一年每人仅分20多斤。2018年夏天，我们去调研采访的时候，已经81岁的王立吉老人回忆说，有一年，他家仅仅分到1.5斤小麦，换算成普通的八五面粉，仅仅是1.275斤，全家吃一顿水饺都成了问题。全村的其他群众生活同样极端困难。1978年前，王近兴的父亲担任涝洼官庄村党支部书记，后因年龄原因退下来，换上新的党支部书记。新上任的党支部书记由于没有采取富有成效的工作措施，工作一直开展不起来，村民反而对担任村干部的老书记的儿子王近兴言听计从，安排的工作能顺利完成。这样一来，上级党委政府安排的各项工作，常常由王近兴来安排执行。
1978年春天，王近兴担任村党支部委员、民兵连长、大队保管员、二队生产队长。在石桥子党委的默许和监督下，由王近兴带领村民搞了大包干。每个生产队分成两组，每组通过抓阄的方式把土地分给各家各户，平均每人能分到4.5亩地。在分地过程中，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把地分成三六九等。比如肥沃的土地一亩，差一点的土地分1.2亩等，力求做到肥沃的土地与贫瘠的土地平衡。生产队的牲畜、农具等财产按价值多少，通过抓阄平均分给各户。
比如生产队有几口铡刀，不能做到每家每户都有铡刀。于是，就把铡刀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为刀，另一部分为刀架，通过抓阄来分给两户。王近兴家就分到了一口刀，在用的时候，两户合在一起，平日，分别保管。至今，已经过去40多年了，王近兴家的这口刀一直保存着。期间，盖新屋搬家，也没有当废铁卖掉。在2018年诸城改革发展历程馆征集实物的时候，王近兴的妻子主动把这口刀从一堆物品中找出来，连同其它一些与大包干相关的器具，一并交给市委党史研究中心征集实物的人员。这部分器具，现陈列在诸城改革发展历程馆“诸城大包干”专栏处。由于考虑到安全问题，这口刀没有展陈，一直保存在市委党史研究中心。这口刀无疑成了涝洼官庄村实行大包干实实在在的铁证。
涝洼官庄实行大包干后，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调动起来。不管刮风下雨，村民们都起早贪黑地忙着管理自己的农田，再没有闲工夫去闹派性斗争了，也不用村干部每天吆喝下地干活了，连原来个别油嘴滑舌、好吃懒做的村民也变得勤快了。王近兴的妻子对包干到户的日期记得最清楚，因为他们的大女儿是1978年农历三月十五的，第二天，就实行了包产到户。王近兴的妻子当时很有怨言，至今还记忆犹新。她说：“看到我有了孩子，不能干活了，就单干了，这不是祸害俺嘛。”还说，她后来回娘家石桥子，娘家村的人都带着疑惑、担心或验证的表情纷纷问她：“恁村是单干了？”当时，涝洼官庄村大包干影响是很大的。由于王近兴实际主持村里的工作，村里事务比较多，所以王近兴家里的农活主要由他的妻子干。当年，他们家分了18亩地，种了12亩棉花，尽管干活很累，但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所以干劲很足。
当年，涝洼官庄村生产面貌大变，粮食、棉花获得了大丰收。棉花产量比上年增长6倍，粮食亩产增长近2倍，人均口粮由200多斤增加到500多斤。村民王相三回忆说，他种了4亩多地的谷子，由于管理好，收了500多斤谷子，比往年的产量多出200余斤。当时，有8户人家有顾虑，害怕出问题，没有实行包产到户，仍然在一起集体生产，走老路子，吃大锅饭，过了不到两年，看到包产到户的人家生活好起来了，自己的生活却没有改善，最后还是走了包产到户的路子。
1979年，褚戈庄村、刘家清河等村庄都学着涝洼官庄的样子搞起了以大包干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1982年1月1日，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作为当年中央的一号文件。文件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同其他形式的各种责任制一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一年，诸城在全县范围内推行了以“大包干”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走在了全省、全地区的前列。
(作者单位：诸城市委党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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