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20日，党史研究中心工作人员在石桥子镇涝洼官庄王近兴家采访
刘培泉
改革开放以来，诸城先后创造了商品经济大合唱、贸工农一体化、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为民服务联动、农村社区化服务与建设等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一定影响的经验。为了反映这一系列成就，更好地激发诸城广大干部群众参与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创造性，推动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2017年，诸城市委决定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筹办诸城改革发展历程馆。展馆规划设计由北京的一家公司承担，布展具体内容由我们党史研究中心具体分工负责。内容主要分四类：文字介绍、图片、视频和实物，其中大包干这一部分内容由我负责。在查找并撰写这部分内容时，我专门翻阅了1977年8月至1980年6月，时任诸城县委书记王树芳的回忆录———《求是人生》一书，农村开始大包干的部分内容在其中有记载。我在仔细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力求从字里行间有新的发现。因为诸城改革开放后创造出了那么多在山东乃至全国都有影响的新鲜经验，在开始的大包干中也应该有所贡献。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两段文字引起了我注意：在《农村改革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第70页)这篇文章中有这样的叙述：
……涝洼官庄大队地处丘陵，“文革”中派性、族性严重，闹得生产停顿荒地连片，社员生活极端困难。因找不到人当生产队长，村支书于振兴(注：应为王近兴。王近兴当时担任村党支部委员、民兵连长、大队保管员、二队生产队长，还不是村支书)于1978年与干部群众商量搞了包产到户，社员都忙着种田，没有人闹派性斗争了。结果，面貌大变……。
在《农村改革的探索与完善》(第180页)这篇文章中是这样叙述的：
石桥子公社涝洼官庄大队，地处丘陵，“文革”中派性、族性严重，闹得生产停顿，连年荒地连片，社员生活极端困难。因找不到人当生产队长，村支书于振兴(注：同上)于1978年征得多数人的同意后，背着上面搞了包产到组，以后又搞了包产到户。社员都忙着种田，再没有人闹派性斗争了。结果，面貌大变……。
涝洼官庄村在1978年就搞了包产到户，结果面貌大变，这说明1978年春天就搞了。这要比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还要早，这可是诸城大包干的一个亮点，但在诸城的其他报刊书籍甚至档案中都没有找到记载。
为验证并挖掘这个过时的“新闻”，在征得单位领导的同意后，我联系了石桥子镇党委办公室，找到了当事人王近兴。首先进行了电话联系，由于过去40多年了，王近兴也记不清楚时间了，我就间接地问他，你们搞大包干比周围村庄早还是同时进行的？王近兴说早一年。于是，我和一位同事亲自到涝洼官庄村进行了实际了解，在得到基本确认后，我们党史研究中心和石桥子党委有关人员又去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调研，进一步进行确认。为了得到更准确的信息，在我们的要求下，王近兴把村里数十名老人请到了他家里，进行了面对面谈话。我们党史研究中心张兰提出了一个问题：有没有那一年的典型事件来标志。这时，王近兴的老伴一下子醒悟过来，确定地说，她的大女儿是1978年农历三月十五的，第二天，石桥子党委来了一些领导，就在她家里开会，中午还在她家里吃的饭，接着就实行了包产到户。这也得到了其他人的确定。
在这之后，我又从档案里寻找信息，尽量从多方面得到验证。从1979年和1978年的资料中寻找当时的工作管理方法和措施。
在县级层面：
1979年1月，时任县委书记王树芳《在农村经营管理会议上的讲话》中有这些内容：“(1978年)实行了‘四定一奖惩’的责任制，使这些单位有效地加强了体制改变后的管理，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许多单位在加强劳动管理以后，只要干部定下小段计划，包下工去，广大社员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自紧自地干起来了。”“一年来，由于经营管理搞得比较好，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也得到了较好的落实。建立健全了劳动管理制度，实行等额包干，赏罚分明，有效地解决了过去那种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孬一个样的问题。”“贾悦公社贾悦西村林业队，1977年24个人负责管理，由于缺乏经济责任制，干孬干好一个样，一年的收入还抵不过开支……1978年实行了‘五定一奖惩’的责任制，减少到12个人，收入翻了三番。”“对今后经营管理工作：一、要把生产责任制进一步建立健全起来。”“因此，各单位都要普遍推行小组作业、定额包工……实行七定一奖惩的责任制。”“一般地讲，就是在国家计划和党的政策指导下，生产队有权从实际情况出发组织和安排生产活动。”
1979年1月，时任县委副书记崔功甫在县经营管理经验交流会上的发言提纲中指出：“如果一个生产队只有二三十户，就不一定再划分作业组了。总之，要本着有利于管理，有利于调动积极性，因队制宜来划分作业组。”
在石桥子镇层面：
1978年12月《石桥子公社农田基本建设总结报告》中提到：“小组作业，包工定额责任到人。”
1978年11月《石桥子公社党委整风情况汇报表》中提到：“经营管理混乱，劳力不归田，车马不务农，工匠单干，包工到户，……”
1979年1月，时任石桥子公社党委书记陈温和在中国共产党石桥子公社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认真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而奋斗》中有这样的表述：“在研究制定工作管理中，要认真研究推广实行专业化管理的经验，研究探索‘以产定工’‘以产定奖惩’的经验”。
应该说，从县和镇两个层面，都已经隐含着有大包干的内容了。
当时，诸城在这方面没有进行宣传是有原因的。当时的上级政策还不准实行大包干，时任诸城县委书记王树芳压力很大，这在《求是人生》和我们前些年对王树芳书记的采访中都有提及。直到中央在[1982]1号文件中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同其他形式的各种责任制一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时，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才吃了一颗定心丸。
(作者单位：诸城市委党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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