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诚信体系建设过程中，将个人失信行为与“公务员”这样重要公共行业的“从业资格”直接挂钩，明确规定，严重失信者将“禁止报考公务员”，并强调对“公务员等职业人员重点管理”，江苏省这一强化凸显“个人诚信与公务员身份”之间关系的做法，无疑非常值得赞赏和肯定。

  因为该做法不仅非常符合“正人先正己”的基本行政伦理，而且也完全符合我国现行法律对公务员的基本要求。如依据《公务员法》，“公务员应当模范遵守社会公德”。试想一下，一个人甚至连“按时缴纳水电费”也做不到，还如何有资格成为一个值得公众托付信赖的称职公务员？

  不过，在充分肯定这一做法的同时，也要看到，要想更好地落实“禁考公务员”这样的失信罚则，有效实现对公务员等重点职业人群的征信管理，确保个人诚信与公务员之间的更紧密联系，上述《办法》也仍有不少值得进一步不断完善细化之处。

  首先，如何保证诸如“拖欠公用事业缴费”这类失信信息自身的基本信用，真正做到“客观、准确、可信”，在笔者看来，就是一个亟待进一步完善细化的根本前提。很明显，一旦这类记录失信行为的信息自身的客观准确性就存在问题、难以保证真正可信，那么针对所谓失信行为的相应惩戒的公信力，势必完全无从谈起，甚至会走向“诚信建设”的反面。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对于失信信息本身信用的担心，显然并非毫无依据的杞人忧天。因为，时下我们许多重要的个人信用信息如“公用事业缴费”等，大多直接来源于相关利益部门，而缺乏相对独立超脱的第三方征信部门的充分参与把关。这种背景下，囿于部门利益的羁绊和第三方监督的缺失，无疑难以在程序上确保失信信息的公信力。

  再者，从强化公务员诚信角度看，究竟怎样具体对公务员等职业人员进行“重点管理”，笔者以为，也有很大进一步不断完善细化的空间。对照相关公务员法律法规，不难发现，对于公务员来说，上述《办法》所列举的许多失信行为，大多不仅是一般道德意义上的失信行为，同时更是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比如“实施家庭暴力”、“行贿受贿”。

  为此，笔者建议，对于公务员诚信的“重点管理”，不能简单“混同于一般群众”，一方面，要严格依据公务员的特殊职业规范，不断丰富细化公务员失信行为的内涵，如人们经常诟病的机关服务“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等，在笔者看来，就都有必要纳入“失信”范畴。另一方面，在失信惩戒方面，也不能仅仅“囿于诚信谈诚信”，还须进一步与处分条例等法规密切对照挂钩，不断加强提升对公务员失信行为的惩戒规格和力度。